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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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精神
　　“ 吃的苦 霸得蛮 舍得死”
　　湘军拥有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在与外国人作战中，意志和精神力量比几件西洋火器有用的多，“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湖湘精神在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中的展现的淋漓尽致。
[编辑本段]湘军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由湘军的曾国藩始，湖南开始了人才的喷涌：从晚清镇压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和同盟会、革命党的成立；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发展。湘军成为湖南人的精神动力，至今湖南人对此仍然非常自豪，并把湖南社会各种方面的人才和现象称为“湘军”。如文艺湘军、体育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等。甲级足球队的名字也叫湖南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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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战法
　　曾文正公建立湘军的时候，正是满清国运危机存亡的时刻，也是中华民族遭遇大变乱、大灾难的时刻。以曾公一介书生、一个正在丁忧的京官（侍郎在北京说是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角色）的身份，要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来完成救国家于危亡，解百姓于倒悬的重任。对他这样以读书进身，从未涉足过军旅，又无尺寸地方军政权利的士人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却知难而进，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了这个“不可完成的任务”，成就了不世功业，使清朝的气数又多延续了半个世纪，也避免了中国的分裂（要是长毛成功了，中国势必要重演五代十国的乱世，李逆登辉等所倡导的“七块论”恐怕真的要成为现实了）。曾公完全是以个人的力量改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不要告诉我什么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之类的谎言）。
　　曾文正公可以说是完全在战争中自学成材的，他对建立军队，行军打仗毫无经验可谈，但是他到底是有大智慧的人物。他以史为鉴、以战争为师，从多次失败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策、战阵之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太平天国兴起时的中国，正处在刚刚与西方列强“接触”的时期，许多西方的武器已经开始流入中国，中国的战争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阶段。由于清制军队的废弛，清朝必须依靠临时招募的勇营来抵御外辱和清剿太平军。但是勇营的临时性质和组成（从农民中临时征募），使得其素质和战斗力都是很低下的。而且兵力也远少于太平军（天京之役湘军人数达到高峰也才12万人左右，而太平军动辄可以纠集五六十万的兵力）。如何使这些毫无组织的农民和书生迅速的组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与勇悍的太平军作战是曾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曾公治军、作战的原则都是基于这种现实而发展起来的。湘军作战的特点与方法也是与这种显示分不开的，总的说来有如下几条。
　　一、明主客。曾公作战非常讲究主客之道（防御为主、进攻为客）。他认为主强而客弱、主逸而客劳、主有利而客不利，主张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他的观点是切和当时中国的战争实践的，当时中国军队的火器（包括湘军和太平军）都是以前膛的抬枪、鸟枪和劈山炮为主。它们射程进、精度差，对无防护的目标杀伤力巨大，但是攻坚能力不足。这样的技术条件，对防守方是比较有利的。湘军的组成大多是憨直的农民和文弱的书生，他们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没有战争经验。他们组成的部队并不擅长野战肉搏，与当时久经战阵的太平军是无法相比的。但是湘军有国家支持，有国库、地方财政和士绅财力的支持，所以装备较好，火力较强。采用防守战术、让“贼来扑我”是扬长避短的好方法。
　　湘军作战，每到一地，必先深沟高垒，严密布防，然后再思作战。而且一般都坚守营盘，决少主动出击。甚至进攻的时候也尽可能反客为主，让对方来采取攻势。比如进攻安庆、九江等地湘军都采用扎营垒、掘长壕围困的战术。先断绝城池与外界的交通，待其因缺粮少食战力低下时再一举攻克。甚至野战时也采用这种方法，安庆战役时，鲍超等人围攻太平军精锐，曾、胡等人多次叮嘱他们要在太平军营垒四周扎营，然后坚守不出，断其粮汲之道，日久太平军自溃。果不其然，不出十日，太平军因为缺水而溃败，两万余悍勇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天京之役，曾国荃筑垒围困天京，李秀成率领数十万兵力猛攻湘军，终于轰塌一处垒墙，曾国荃命亲兵排列缺口后面，轮番释放排枪，甚至与太平军展开激烈肉搏，在给予对方极大的杀伤之后终于击退太平军的进攻，此役十分惨烈，湘军自身损失也很惨重，为湘军战史上少有的恶仗（关于此战，《湘军记》里描写的非常出色，可惜手中无书，无法摘录）。李秀成反复进攻达四十余天，始终无法突破湘军的防守，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不得不后撤。天京最后在长期围困之后被光复，太平天国从此覆灭。
　　有意思的是，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术竟然是太平军最先采用的。在天平天国初期就喜欢凭垒据守，使塞尚阿等清军将领吃尽了苦头，后来的“狗逆”（陈玉成）也最擅长“反客为主”，以至曾胡等人多次叮嘱属下与之作战时要防止堕入起圈套。但是太平军却不能总结他们的经验，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理论化；而这个工作确是曾公来完成的，并且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二、扎营、行军
　　湘军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决定了他们对扎营特别重视，有着详细而严谨的规定。湘军每到一地，哪怕只宿一夜，必然深沟高垒，严密布防，营垒未成不得休息、吃饭（很象古罗马军团啊）。要起一丈高、半丈宽的墙子，上有女墙供放枪的士兵掩蔽，墙外密植鹿砦防止攀爬，鹿砦外面再掘深壕，可以说是相当严密的配系。曾公常说自己师法古人，看看《尉缭子》里面对扎营的严密规定，也许对曾公也是有不少启发的吧。
　　湘军每次行军，必以精锐为前卫、后卫，中间是长夫、辎重。并且派遣斥候巡查四周，避免中伏。加上早上要花两个小时拔营，天黑前要花两小时以上的时间扎营，所以一天之中最多只能行军六个来小时，而且各营要互相支援，不得冒进，一日行程也就三十余里。机动性是非常差的，但是决少中伏或被偷袭。看看《孙子兵法》中“行道百里蹶上将”那段，对徒步行军来说三十里是正常的行程。不过后来湘军控制长江以后经常采用舟船机动，改善了一下机动性（后面我会专门谈到）。
　　太平军北伐援军的覆灭和幼天王被擒都是因为行军中只宿一夜而没有布防被清军偷袭所制。可见湘军行军之法虽慢，但是却是极为牢靠安全的。
　　三、看地形
　　因为要时常采取守势，占据有利地形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曾公非常反对在地图上纸上谈兵，他主张要实地考察地形，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林彪也非常强调看地形）。湘军扎营，一定要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一面临水更好），以免被断绝汲道（无粮尚可坚守几天，无水可是一天也守不住，马谡之败就在于此）。在这个条件下如果能够有高阳之处更好，切忌扎营于低洼潮湿的地方（想想水淹七军）。
　　曾公还主张看地形时不要带太多人马，人多目标大不说，倘若太平军见到发兵来攻，战则容易折大将，走则要堕士气。所以带三五随从，轻装简行即可（总觉得有点冒险）。湘军这种重视实际的作风比起当时其他清军要高明很多。
　　四、制江权
　　在南中国水网密布的地区作战，水师是极为重要的，曾公创立湘军之始就极重视水军，特意从广东水师请来将佐教习水军，制造楼船。结果太平军用小船围攻湘军水师大船，湘军大败，曾公也差点投水殉国。当时太平军困湘军水师于江西，曾公新败，又客居他省（江西士绅、官吏当时并不欢迎湘军），可以说内外交困。但是太平军没有想到曾公后来会成为如此可怕的对手，而没有乘胜追击，给了他喘息的机会。从此曾公改革水军，学习太平军战法，不用大船，改用长龙、舢板。并且从两广购买大量英国前膛炮（一次就有两百余尊）增强水师火力。而太平军因为内耗不断，实力减弱，终于一败涂地，长江天险从此为湘军所有。
　　有了制江权，湘军的战略主动大大加强，一方面可以利用水路机动军队（行动更迅速、安全，士兵体力消耗少。李鸿章建立淮军时，曾公还租用英轮来给其运输支援兵力。），另一方面后勤给养用水路运输也更加高效、安全（古罗马军团也是利用地中海的舰队来机动和运输补给的）。天京之役，李秀成虽然占有兵力优势，但是他的粮草通过陆路转运，十分不便，时断时续，大大削弱其部队的战力。最终因为粮草不济、损失惨重而不得不退兵。湘军虽然兵少，但是补给充足、火力凶猛、凭坚据守、以逸待劳，所以可以以少胜多。所以说湘军之所以能够越打越勇、越打越强，长江巡防水师的功绩是不可缺少的。
　　综上所述，曾公师法古人，在实践中探索的这套战法对当时湘军的状况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扎硬垒、打呆仗，湘军战法看似笨拙，其实是以拙胜巧的妙着。湘军兵少，兵员素质不高，将领缺乏战争经验（早期）是其弱点，但是当时清廷为外国所承认，湘军可以从境外购买大量新式武器，火力强劲是其优势；太平军正好相反，其兵多、将猛（早期），但是在外交和内政上都很失败，火器只能通过缴获来获得（自产的根本不堪用），弹药不充足，攻坚能力差。在这种情况下，多用正、少用奇，以火力决胜，避免肉搏就是扬长避短的正确战法。所以曾公才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就国家于危难，终于成就不世功业。但是要指出的是，虽然湘军新式武器装备较多，火力较强，官兵军饷较高，但是还是很经济的一支军队，从湘军建立到太平天国平定，湘军一共花费军费不过两千多万两（具体的记不清楚了），而毫无用处的绿营一年也要耗费同样的军费。
　　曾公的战法对后来中国军队有着巨大影响，后来的军队大多延续了这种战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火器的进步，这种机动性和主动性都差的战法就越来越不和时宜了。但是清军没有能够及时跟的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到了甲午战争期间，清朝的练军、淮军和老湘军仍然采用这种战法。但是日寇炮火猛烈、作战机动。清军的土垒根本无法抵挡新式钢青铜炮的攻击，单一、没有纵身的防御又常常被迂回到其侧后的日寇所突破。结果从成欢到九连城、鸭绿江，再到金州、旅顺，清军一败再败。固然有指挥、训练、后勤、士气等因素，但是战法的落后可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到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仍然没有放弃这种消极防御的战法，结果又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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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1828～1912）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字达萌，号纯甫。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后旋入美国籍。咸丰五年（1855）回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同年容闳随美国两传教士到金陵游历，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了一次正面的接触,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治二年（1863），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1865年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1870年(同治十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1875年(光绪元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二十四年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旋逃出北京。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请记住在1847年的这一天，他经海路来到了美国。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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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事业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检索字典，“父”的一种字意是对大事业创始者的尊称，如国父、氢弹之父、原子能之父。这么说来，容闳便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100多年前，容闳写了本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所载留学创制之事甚详，却无一字自诩称“父”。可见容闳称“父”是他称，不是自称。容闳有自知之明。
　　容闳出生在珠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1847年，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这样一晃又是6年。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3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他等什么呢？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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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学海回眸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容闳”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得不记住的名字。因为，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第一次向中国人表达敬意此后，由他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年仅7岁的容闳被送到了澳门一家由澳门英人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因为学英文，11岁的容闳曾在稻田里背诵英文字母。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1847年，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因病归国。18岁的容闳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
　　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承诺毕业后当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孟松中学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容闳选择了后者。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直到1870年春，他恳请向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才经曾国藩转达朝廷，并最终得到批准。此后，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1875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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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１８３２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
　　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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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留学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人，家境贫寒，1835年，7岁的容闳无钱读书，只得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去上学。1842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业绩，将这所学堂更名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前后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出国后更难
　　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万里以外的新大陆。当他们从美国西部乘火车去东部的时候，幼童们欢呼雀跃，高兴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着羽毛的奇装异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们更无法抑制心中的快活。到达东部城市哈特福特后，一系列困难就接踵而来，幼童们兴奋的心情顷刻挥之而去。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给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现存的幼童们写的一些作文，可以发现他们那时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幼童们到美国，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学生活。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可以进学校学习了，清朝官吏对他们的管制也相对减少了。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加上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他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很多美国学生也喜欢和他们交朋友。幼童们初来美国时那种生活上的困惑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人聪明好学、刻苦奋斗的天性，使这批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有的因为用功过度，常常病倒，有三位积劳成疾，客死美国。比起在国内求学来，这些幼童的负担要重得多。除了繁重的功课外，他们还要接受中文教育。到1880年，多数幼童已经中学毕业，个别的如詹天佑等考入了大学，还有一些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机一天天在增加。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特别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为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清廷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还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了。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划船队，曾多次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队。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学东渐记》里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但是，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了。最后不得以1881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
　　▲中途撤回———美梦难圆
　　按照容闳的本意，是让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坚持百年，就能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批高级人材。为此，他恳请清政府批准，斥资4万3千美元，在哈特福特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作为选派和管理留学生的办公用房。1875年楼房竣工后，容闳等人就搬入此楼办公，同时还有一些专供住宿的宿舍和学习汉语的教室，幼童们可以定时来这里上中文课。这大大便利了留学生的培养。但万万没有想到，由于政见不同，这座楼成了领导留学生的这些清廷官僚经常吵架的场所。由于清廷对容闳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让他担任留美生副监督，遇到好多重大问题还是由监督说了算。
　　1876年，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容闳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吴支持洋务事业，还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思想开放度不高，行为古怪，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引起多数留美生的不满。他尤其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回国后没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转往异地上学。后来却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最后在幼童们的心里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容吴二人常常吵翻，很少平心静气地去讨论问题。令人不安的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而容闳毕竟不大懂中国政治，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给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这样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材。所以当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得以批准。于是，吴下令，所有幼童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无论对容闳，还是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给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据笔者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我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刘泽锐的贡献最大。

0007

唐才常　
　　性　别：男
　　民　族：汉族
　　籍　贯：湖南浏阳
　　出生年月：1867年
　　牺牲日期：1900年08月22日
　　清末维新派领袖。字黻丞，佛尘。湖南浏阳人。贡生出身。早年就读于长沙校经书院、岳麓书院及武昌两湖书院。1894年肄业于两湖书院。中日甲午战争后，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谭嗣同在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次年又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成为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同年夏，欲赴北京参与新政，行至汉口，得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接触。二十五年，与兴中会毕永年合作，准备联络长江沿岸会党起事。同年冬回国。190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入会者达10余万人。自任总司令，设总机关于汉口。7月，又邀结社会名流和会党首领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亦名“中国议会”），容闳和严复正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拥护光绪帝当政。会后赴汉口，组织自立军，任诸军督办，拟于8月9日起义。因待康有为汇款接济，起义延期。8月21日晚被张之洞逮捕，次日被害。著有《觉颠冥斋内言》等。有《唐才常集》。
　　出生于塾师家庭，自少好读书，却“不为章句所束缚，究心实学，尤娴于中西史乘”。1886年，应童子试，县、府、道三试告捷，考入秀才。次年因家贫，应聘为家馆教读。1887年到1891年间，肄业于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1892年春，至成都学署，帮助四川学政瞿鸿？评阅各州县试卷并课其子女。次年返湘，秋间受聘欧阳中鹄家塾教读。1894年，随谭嗣同去湖北，考入武昌两湖书院为内课生，通过课艺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论多切中时弊。还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和学风，反对空文误国。此时他已开始转为推崇经今文学，宣传“素王改制”的理论。其目的在于以今文学的微言大义、孔子改制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甲午战争爆发后，认识到清政府腐败，认为要挽救国家危亡，必须变法维新。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主张中国应以周、孔之道植其根本，学习西方综核名实，以求变通，将来可以抗雄欧美各国；如再不变法，万无幸存之理。特自号为讲？子，“表示除旧布新，变法图强的意愿”。又撰《孟子言三宝为当今治国要务说》，全面阐述变法主张，说土地、人民、政事是孟子所说的三宝，治理好这三者，国家就可以富强。他首先致力于浏阳和湖南的改革，积极倡议在浏阳建立格致书院，敦清欧阳中鹄出面主持；致书浏阳士绅建议购买洋枪，开办算学馆。1897年初，从湖北返回湖南，常住长沙，积极联系官绅及知识界，以图推行新政。此时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正在兴起，他与谭嗣同积极投入这一运动，竭力推动湖南维新事业的发展。4月协助江标创办《湘学新报》旬刊（半年后改名为《湘学报》），大力宣传变法。内容分史学、掌故、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等栏目。他亲任总编辑兼史学、时务、交涉三栏编辑和撰稿工作。同年参与筹备创办湖南时务学堂，议订章程计划。次年春，被聘为中文分教习，常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言论启迪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培养出一批优秀青年。1898年正月，与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南学会，拟先从湖南发动，然后联合南方各省志士，相与讲求爱国救亡之道。不久，南学会创办《湘报》（日报），他任董事之一兼主编。先后在《湘学报》和《湘报》上发表文章30余篇，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民权学说，鼓吹维新变法，企图“以文字改良社会”，实现变法理想。他对八股贴括的时文恨之入骨，撰《时文流毒中国论》予以抨击。还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揭露列强侵华罪行。4月，与同人创办群萌学会。戊戌变法前夕，应谭嗣同电召，欲赴北京参与新政，行抵武汉，闻政变猝发，六君子遇难，悲愤满腔。遂先返回湖南，接着去上海，继而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联络侨胞。在东京拜会康有为，与康梁等共谋救国之策。1899年正月初还乡，不久抵达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抨击顽固派，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是年夏，决心“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秋间赴日本，在横滨会见孙中山，共商湘鄂及长江流域起义的计划，及与康有为派合作问题。旋与梁启超、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在东京集会，商讨起义办法。决定以会党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夺取武汉为基地；推林圭为首回国负责联络会党，组织起义军，康梁在海外筹款接济，由他负总责。同年冬回到上海，广泛联络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以日本人田野桔次的名义，设立东文译社，作为秘密活动机关。不久发起成立正气会，其宗旨是爱国忠君、反清灭洋，同时筹划武装勤王。1900年正月初，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其武装称自立军，仿照会党建立山堂、发行布票的传统组织办法，在沪成立富有山堂，他为副龙头。数月间，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会党、农民和军人加入自立会者，达十余万人。在此基础上，林圭建自立军七军，约2万人，奉他为总统兼总粮台，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指挥机关。是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奋勇抗击侵略者。他认为“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遂于7月上旬，邀集上海维新人士、社会名流在英租界张园召开国会，宣布三条宗旨：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清光绪帝复群。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他自任总干事，定名为中国议会，设总会于上海、分会于武汉。企图在起义成功后，以此议会做为新政权议事的基础，为筹建新国家做准备，并以国会的名义草拟了《对外宣言》、《安民告示》等文告，准备起义时用。会后分头布置，确定8月9日各路自立军在汉口、汉阳及皖、赣、湘各地同时举义。但由于康有为的海外汇款迟迟未到，起义因而一再延期，自立军内部亦出现分裂，形势十分紧张。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挟光绪帝出逃，他与林圭商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于21日发动起义。但就在这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发制人，派兵入汉口英租界，将他与林圭、傅慈祥等30余人逮捕。在法庭上，他历数慈禧太后罪状，言事既不成，有死而已。并留下绝命诗：“徒劳口舌难为我，剩好头颅付与谁？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束总如斯”。22日在武昌紫阳湖畔英勇就义。著有《觉颠冥斋内言》四卷等。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唐才常集》。
　　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浏阳的才常路谭烈士专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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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
【个人简介】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号眷诚，字达朝，汉族，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婺源）。英文名：Jeme Tien Yow。他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村里人都很佩服这个孩子。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亲眼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而产生悲观情绪，但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带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便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怀着满腔的热忱，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却过分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讨伐中国计划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几经周折，终于转入了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正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詹天佑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詹天佑祖籍安徽省婺源县(现属江西)，生于广州，逝世后，葬于北京。1982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举行隆重仪式，移葬于居庸关下青龙桥车站附近。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1871年，清政府实施容闳创议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1872年，詹天佑到香港报考被录取，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并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 詹天佑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1883年，参加中法战争。战后，几经周折，才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先后由英国、日本和德国工程师负责设计，但均告失败。詹天佑要求由自己来搞，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成功建成了滦河大桥。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对全线工程提出了“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年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 2005年10月12日，纪念京张铁路开工100年时，在张家口南站“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铜像揭幕。詹天佑铜像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雕塑，高2.8米，重1吨。
[编辑本段]【个人经历】
　　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洋学生留学美国。
　　詹天佑在美国先后就学于威哈吩小学，弩哈吩中学，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剽窃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铁路、萍醴铁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的建筑。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 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1 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出自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一百多米，是居庸关的三倍长。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詹天佑为了缩短工期，想出了“竖井开凿法”，为了火车上山，创造了“人”字形线路，这些方法都在现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1909年4月2日火车通到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京张铁路建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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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侗　

　越王，名杨侗（公元？－619年），汉族，隋炀帝孙，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死后，隋东都留
　　守段达、王世充等人奉他为帝。在位不足一年，为王世充所废杀，葬处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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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侗，隋炀帝长子杨昭之子，封为越王。公元617年，炀帝出游江都，命大臣段达等
　　辅佐他，留守东都洛阳。杨侗以东都为据点，与瓦岗军激战。炀帝被杀的消息传来，东
　　都留守官段达、王世充等人于公元618年5月拥奉他为帝，改年号为“皇泰”。
　　杨侗称帝后，军政大权落入王世充之手。公元619年4月，王世充自行称帝，废杨侗
　　为潞国公，监禁于含凉殿。五月，王世充部将裴仁基、裴行俨父子策划攻杀王世允，重
　　立杨侗。事情败露，王世充杀死裴仁基父子后，又担心留着杨侗有后患，于六月派侄子
　　王行本（即王仁则）和家仆梁百年，携带毒酒去杨侗处，他们见了杨侗，奉上毒酒，假
　　意说：“我们来请皇上饮酒解闷。”杨侗知道此来不怀好意，难免一死，请求和母亲见
　　上一面，王行本不准。杨侗信奉佛教，此时，摊开席子，点燃香烛，跪拜着佛像说道：
　　“但愿今后不要再降生在帝王家了。”说完，饮下了毒酒。王行本见他一时不能死去，
　　又急忙回去复命，便上前用布帛将他勒死。
　　杨侗也称皇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