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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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锋芒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从惨败中看到必须用新法训练军队才能维持其统治，于是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1986年王士珍经荫昌介绍投奔袁世凯，作为军事教官被任命为讲武堂总教习。他完全按照近代德国陆军的营制、操典训练士兵，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官和督操官，全部使用外国造新式武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一一演习，再加上新建陆军比旧军军容整齐，荣禄大加赞赏。 　　次年二月，荣禄再次检阅，路过海河，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拆卸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冻，存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不用担心，三天后冰冻方解。”后果然如此。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确。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袁世凯听说清政府将派他任山东巡抚，赶紧让王士珍率两名亲信去山东巡视。不到一个月，即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返回后，袁世凯又惊又喜地说：“胡速归如此！”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 　　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与重用，为王士珍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也注定了他将一生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北洋三杰之龙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时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王士珍为袁世凯提出了一整套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仍不从，再捕杀首犯，解散胁从。袁采纳王的建议，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致使各路团民死伤惨重。 　　袁、王对义和团的血腥镇压，惹得清朝贵族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的企图。1900年6月，端、庄二王派了一个义和团的首领，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凯，说端王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设坛继续操练。袁非常吃惊，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群僚认为：如答应设坛，义和团将兴盛起来，造官府的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端、庄二王的严厉谴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这时王士珍站起来说：“请交给我来审问吧！”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端、庄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斩首。此时袁召集的会议还没有散，袁问王：“审问的怎么样？”王答：“已经处决了，可以把令箭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袁世凯顿时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平时王善操权谋于腹中，段常行凶残于外形，冯贪婪之于不顾，这所谓的“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自此，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始称北洋“三杰之龙”。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的奏谏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王士珍被任命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在此期间王士珍极受袁世凯信赖，凡是重要军牒袁必问：“聘卿审核否？”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因此当时不少人称王为“龙目”，即袁的“眼睛”。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保奏说：“王士珍多年随臣当差，知之最悉，切实可靠。”王随后被任命为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清政府抽调二万余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任命王士珍为总参议兼操练处军政司正使，整个操练几乎全是在王士珍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往参观者，无不赞赏王士珍的调度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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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勋

　　载勋(?-1901)清末大臣。爱新觉罗氏。满族。第九代庄亲王奕仁第二子。1872年封辅国公。1879年袭封庄亲王。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力主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排外，以达废黜光绪帝之目的。同年慈禧太后下令对各国宣战后，命其与刚毅为统率京津义和团王大臣，并在王府中设立拳坛。后继任京师步军统领，发布捕杀外国人的奖赏令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随慈禧太后西逃，任行在查营大臣。《辛丑条约》签订后，被指为“祸首”之一，第二年被革职，奉赐在山西蒲州(今永济)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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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公，中国历史上明末清初人物，文武兼备，刚正毅勇，才智过人，恪尽职守，深谙治世之策，深得为人之道，是康熙身边的重要谋臣之一。平定察哈尔和吴三桂叛乱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挽大清于危难之中。

中文名： 周昌

别名： 字“培公”

出生地： 湖北荆门

出生日期： 1632年(明崇祯五年)

逝世日期： 1701年(康熙四十年)

活动年代： 清朝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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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公，汉族，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 麻城镇官堰村人。 　

　康熙年间刊刻的《先贤诗佩》卷五记载：周昌，字培公，宛城人。父早丧。先生娠甫十岁，李自成寇荆郢间，母孙夫人殉难死，先生落魄无依。为州卒小吏，旋附显者入都门，充内阁供奉。康熙丙辰，固原 提督 王辅臣叛，先生进谋曰：“关陕天下之脊也，吴逆（三桂）不从川据陕而恋栈常岳间，诚出下策。今辅臣举足轻重，实系天下安危。虽因一时激变通吴、耿（精忠）二逆而心念国恩，犹盲之不忘乎视，痿之不忘乎起也。倘得能言士谕之，必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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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稿》也清楚地记载了周培公“说降”之事。 　　


1674年（康熙十三年）腊月，吴三桂等“三藩”起事谋反，策动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北方反叛呼应。在耿精忠、王辅臣先后发动叛变后，吴三桂曾试图应援、打通与耿、王的联络，使叛乱地区联成一片，迅速压缩对清军的包围圈。康熙看清了吴三桂的战略意图，毫不迟缓地派出大军，从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地阻击吴军，围剿耿、王叛军。当时的西部战场--陕甘地区，为西北边防重地，又近京师；而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的主要是王辅臣的叛军，因此，康熙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西部战场，以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的手段，力图尽快扑灭王辅臣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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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6年（康熙十五年）康熙任命图海为大将军，统辖陕甘征讨大军。王辅臣拥兵自重，以骁勇善战闻名，清将都有点怕他，不敢轻易进兵，他也没把清兵放在眼里，对10万清军围困毫无惧色，目空一切。图海一到平凉，诸将勇气顿增，纷纷请命攻城。周培公向图海上取平凉策，被召为幕僚，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陕西关中地区是天下脊梁，吴三桂这次造反不及时从云南取道四川进取陕西，而盘踞在湘鄂之间与荆襄官兵对峙，实在太不会算计。现在，王辅臣起来造反，举足轻重，但他的反叛，是情势所逼和舍不得高官厚禄，这好比白内障患者渴望重见光明，又恰似半身不遂者企求站立行走。如果朝廷派个能说会道的人前去劝诫，王辅臣必然会悬崖勒马，投降朝廷。这样也就用不着兴师动众与他们硬碰硬了。图海闻周培公之言，正中下怀，可是眼前并无合适的人可派。王辅臣手下参将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周培公奶娘龚嬷嬷的儿子）与周均是同乡，曾屡劝王辅臣归降，王举棋不定。他们设法将内部情况写成文字，用蜡丸封闭，密送周培公。周培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愿冒死进城劝降，说：“往而魁，公受其福，往而不继，昌受其祸。”意思是说：如果前去说服了王辅臣，那是大学士的福份；如果遭到不测，自己则死而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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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海闻听此事后十分高兴，星夜赶写奏本送至京城。康熙皇帝当即传谕周昌进京，并亲自在乾清宫召见。听完周培公的设想后，康熙皇帝嘉封周培公为参议道台、衔一品，赐穿黄马褂，携带谕降诏书，前往平凉招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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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培公领旨出京，单枪匹马进入王辅臣军营。周培公七进七出，终于说服王辅臣。王辅臣迫于势穷粮尽，听从了周培公的劝告，便派手下一副将随周出城，面见图海，表示投降。图海派人驰报京城，康熙欣喜，颁发大赦令。次日，图海命周培公携带皇帝赦诏，再次进城抚慰。王辅臣派龚荣遇率士民代表出城，向图海献平凉名册，其子王继贞及总兵等上缴吴三桂投递的函札及“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各一颗，接受清廷招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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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定王辅臣陕甘叛乱，不仅解除了朝廷的重大威胁，而且剪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朝廷对参战的汉将分别论功行赏，委以重任，多方鼓励和奖赏，使他们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周培公对奖赏只有一个要求：母亲孙氏以父死殉节，望皇上能为母请旌。图海奏请康熙皇帝升任周培公为山东登莱道，并对周培公母亲孙氏予以嘉封。1676年（康熙十五年），朝廷诰封其母孙氏为贞烈恭人，加赠夫人衔。其父封赠为朝烈大夫，加赠中奉大夫衔。康熙皇帝还亲自御笔为孙氏撰写祭文，规定了祭祀规格，命布政司堂上官分守武昌道参政吴毓珍办理。周培公在家守孝三年，后到山东任职，因与总兵官意见不合，难以继续共事，仅在任三年，便辞官回到荆门家乡。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北方少数民族首领葛尔丹率众叛清。赋闲在家的周培公仍不时关注朝廷政事，闻讯后连忙赶写平叛“条呈”送到京城，亦被康熙皇帝采纳，任命周培公为盛京（今沈阳）提督，负责戍边，1701年（康熙四十年），卒于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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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公一生写过不少诗，曾在当时广泛流传。在其陕西军旅时写有：“老去辞家事远游，幽年何故久淹留，燕关秦塞长为客，露竹蝉风早报秋。半壁灯昏人破梦，一声鸡唱月当楼。此时离愁添多少，不见归鞍到郢州。”晚年，他写有一首诗寄朋友、兵部左侍郎张可前，诗云：“青山作障水环洲，遥念名园花事稠。别后孤舟对明月，归来卧病又新秋。门无剥啄皆因懒，邑有流亡徒抱愁。何会与君重会面，晚风同上仲宣楼。”周培公的著作，被收入《介庵草》。 他曾绘制了《清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