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辛亥革命10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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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召开联席会议。刘复基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两团体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只算是消极的合作，现在我们要积极的合作了。我们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了。本人建议：我们既到了与满清拼命的生死关头，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义如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就在这时候。我们全体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险以赴，一切都不须顾虑了！”(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两团体的合作至此基本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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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刘复基和孙武在胭脂巷再次召开两团体联席会议，与会代表根据刘复基事先拟定的草案进行讨论，然后形成决好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湖北革命军和湖北军政府领导人名单。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常驻军事筹备员兼政治筹备员(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以原文学社机关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机关。会议还通过了由刘复基精心起草的武昌起义军事计划。凡关于起义信号、起义军各路进攻路线目标及负责人等，该计划都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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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栋后来回忆说：“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引者）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至于有的研究者断言是蒋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详的起义计划”，显然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起义计划制定时，被推举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早已随军驻防岳州了。如果说在文学社平时的组织发展过程中，刘复基还只是以“诸葛亮”的身份向蒋翊武出谋划策，那么在这时，他已完全代表蒋翊武行使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职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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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结束后，刘复基与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以常驻军事筹备员身份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可见参谋来参谋去，最后仍倚重刘复基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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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9月24日联席会议刚结束不久，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便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该队共进会员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身为共进会负责人和湖北革命军参谋长的孙武感到问题棘手难办。据当时在场的李作栋事后回忆：“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澂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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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寥寥数语，当即解决了孙武等人的疑难。因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即按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妥善处理。一场孟浪事故被及时杜绝了。为此，连一向自负的孙武也不得不对刘复基折服三分。刘复基遇难二十多年后，孙武在回顾武昌起义的筹划和组织经过时，虽把自己和共进会的作用抬得很高，却也情不自禁地发出“惜乎尧澂死也”之哀叹，甚至断言若复基不死，则起义时“宋锡全之逃与武胜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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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复基等一边委居正、杨玉如赴沪邀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一边派李擎甫去岳州邀蒋翊武回鄂相商起义事宜。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电嘱行事。总指挥部交通员刘心田后来回忆说，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蒋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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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很激动，甚至说蒋“怕死”。蒋翊武“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自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是日中午，传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的不幸消息。蒋翊武闻之，“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邓玉麟接着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司令，请你下命令吧！”蒋翊武即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是晚12时正式行动(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24小时》，《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有的研究者在论述中为了突出蒋翊武的领导作用，片面强调蒋翊武发布命令是“引爆起义并使之成功的关键条件”，却只字不提刘复基在促成下达这一命令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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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和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适有留声机经过，刘复基即“唤之高唱，藉资掩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旋潘公复至，刘复基告以“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嘱潘“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声再外出行动不迟”(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复基边说边推，潘始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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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到12点，有人紧急敲门。原来，反动军警已将总指挥部包围。复基“知有变，持弹以备，门破，击以弹，手被伤”，与蒋翊武等人被捕。翊武头垂长辫，衣着如乡同学究，军警不甚介意，遂乘间逸去。复基等则被带往警署连夜受审，供认反清革命不讳。而因起义命令未曾及时传至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是晚起义不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