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探索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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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并未因晚节不保，此诗仍为人记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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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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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汪精卫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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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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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过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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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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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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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月毕业后汪精卫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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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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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汪精卫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