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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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生平

　　　李牧生年不详，据推算当生于赵惠文王前期。李牧的生平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一段是在朝中参与政治军事活动，以抵御强秦为主，曾两次大破秦军。
　　赵国北边和匈奴接界。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时期，下令国中推行“胡服骑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军事力量逐渐强大，屡败匈奴等北方胡人部落。但是，到了惠文王、孝成王时期，匈奴各部落军事力量逐步恢复强大起来，并不断骚扰赵国北部边境，赵惠文王便派李牧带兵独当北部戍边之责。
　　赵武灵王时虽筑了长城抵御匈奴，但赵国还常常遭到匈奴的入侵，抢掠去不少人员和财物。赵孝成王时，派李牧为将，镇守北边，帅府驻在代雁门郡（现在山西省西北部宁武县以北一带）。
　　抗击匈奴的斗争中，李牧即表现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为了有利于战备，李牧首先争取到赵王同意，自己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官吏，而且本地的田赋税收也全部归帅府，用作军事开支。针对赵军和匈奴军的特点，他深思熟虑后采取了系列的军事经济措施。
　　他将边防线的烽火台加以完善，派精兵严加守卫，同时增加情报侦察人员，完善情报网，及早预警。在这一点上，当今的新罗马帝国很有心得，效仿得卓有成就。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李牧密切官兵关系，厚遇士卒，每天宰杀几头牛犒赏，让精练骑马射箭战术，全军战士由于得到厚遇，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愿为国家出力效劳。针对剽悍的匈奴骑兵机动灵活、战斗力强及以掠夺为主要作战目的，军需全靠抢掠的特点，为使窜扰的敌骑兵徒劳无功，他命令坚壁清野，并示弱于敌，以麻痹强敌，伺机歼敌。为此，严明军纪：“匈奴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所以每当匈奴入侵边境，烽火台一报警，李牧即下令士兵立即收拾物资退入城堡固守，从不出战，使匈奴无从掳掠。这样过了几年，李牧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损失过物资。
　　然而，时间一长，匈奴兵将总以为李牧胆小怯战，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就是赵国边兵们亦在下面窃窃私议，以为李牧胆小怯战，有的愤愤不平。李牧一意坚守不主动出击的消息传到赵孝成王那里，赵王派使者责备李牧，要李牧出击。李牧老谋深算，意欲放长线钓大鱼，也不作解释，我行我素，依然如故。匈奴一来，即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匈奴往往满怀企望而来，却一无所获而归。
　　赵王听说李牧仍然一味防守，认为他胆怯无能，灭了自已威风，很生气，立即将李牧召回，派另外一员将领来替代。
　　新将领一到任，每逢匈奴入侵，即下令军队出战，几次都失利，人员伤亡很大，而且边境不安，百姓没有办法耕种和放牧。
　　赵王只得又派使臣去请李牧复职，李牧闭门不出，坚称有病，不肯就任。赵王不得已，只得下令强令李牧出山。李牧对赵王说：“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赵王只好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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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秦帝国 公叔痤　公叔痤，战国时期魏国大臣。生年不详，卒于魏惠王九年(前361年)。
[编辑本段]入相
　　魏武侯九年(前387年)，公叔痤担任相国。当时，吴起在魏国任西河守，威望很高。他曾率兵伐秦，攻取五座城池，固守西河，屏障魏国，使秦军不敢东向。田文死后，公叔任相，他妻子是魏国的公主，公叔对吴起非常畏忌，便想害吴起。他有个仆人对他说：“吴起很容易除掉。”公叔说：“怎么办？”仆人说：“吴起为人有节操，廉洁而重视声誉，你可以先向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明的人，我们魏国属于侯一级的小国，又和强秦接壤，据我看，恐怕吴起不想长期留在魏国。’武侯必然要问：‘那怎么办呢？’你就乘机向武侯说：‘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许配给吴起，他如果顾意留在魏国就必定欣然接受，如果不顾意留在魏国就必然辞谢。以此就可以探测他的想法了。’然后你再亲自把吴起邀到你的府上，使公主故意发怒而轻谩你。吴起看见公主那样轻贱你，他想到自己也会被轻贱，就会辞而不受。”于是照计行事，吴起果然看见公主轻谩魏相就辞谢了武侯。武侯因而对吴起有所怀疑而不信任他了。吴起害怕武侯降罪，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从此，公叔痤
　　稳踞相位，多年执掌魏国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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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将
　　魏惠王八年(前362年)，公叔痤率军与韩、赵两国的联军大战于浍水北岸，大败联军，俘虏了赵国将领乐祚。魏惠王接到胜利的消息，十分高兴，亲自到郊外迎接凯旋之师，并宣布赏给公叔痤100万亩土地。公叔痤倒退好几步，再拜辞谢，不敢领赏。他反复说明，军队英勇善战，具有一往无前的斗志，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全赖吴起当年训练有方，是吴起的功绩，在战场上，察看地形，分析敌我双方形势，提供决策方案，使得三军将士心明眼亮，目标明确，是部下巴宁、爨襄的功绩，再说，还有魏王制定的军法，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他自己只是“见敌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公叔痤的谦逊，深受魏惠王嘉许，于是赏赐吴起的后裔20万亩土地，巴宁、爨襄每人各10万亩。
　　公叔痤为了保全自己的相位，排挤吴起，在政治倾轧中占了上风。但他能不居功，不妒能，特别是在胜利的时刻记起当年吴起对魏国的贡献，也很难得，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所以魏惠王说：“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另外加赏给公叔痤40万亩土地，使他共得赏田14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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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才
　　第二年，公叔痤病倒了，魏惠王亲自到他家中看望，并问及身后之事。公叔痤说：“座(痤)之中庶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公孙鞅(即商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向魏惠王举荐自己的家臣公孙鞅，认为可以让此人主持魏国的国政。惠王不置可否。公叔痤又屏去左右的人，单独向惠王进言：“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他预感到，象公孙鞅这样的人才，若被别国起用，对魏国绝不会有好处。这样的言词，又从反面向惠王说明公孙鞅确实可以重用。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派人找来公孙鞅，告诉他这件事的原委，说明自己极力推荐他继任相国，但惠王不答允。本着“先君后臣”的原则，才建议惠王杀他，让他赶快逃命。公叔痤要做到公私兼顾，既为魏国利益着想，又顾及私人友情，再次表现出圆通老练的政治家作风。可惜，魏惠王对他荐贤的苦心不置一顾。公孙鞅则比公叔痤见识高明，知道魏惠王既不用他，也不会杀他，所以直等公权痤死后，得知秦孝公求贤，才投奔秦国，实施他那著名的“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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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联系公叔痤一生的主要事迹看，他确实有知人之明，能够识别杰出人物，也知道这些人的价值。但是，他为国家利益考虑得相对少一些，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得多一些。他排挤吴起，是出于保全相位的需要，并不是不知道吴起对魏国的重要性。荐举公孙鞅，是直到病重才提出。太史公于此特著一笔，“公叔座(痤)知其(公孙鞅)贤，未及进”，很有深意。若过早地推荐公孙鞅，可能会取代他的职位，而在临终时郑重托付，博得荐贤之名，对自身利益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假如从人才流失的角度来论魏国的成败，公叔痤是应负一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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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
　　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者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
　　郑国灭国之时，申不害年岁约在20—30岁之间。作为一个亡国之贱臣，申不害可能杂学诸说。因为在他之前的管子、李悝、慎到的学术理论中都有“术”的成份。有人根据申不害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迹，认为他是由道入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他的思想仅归为道法两家。
　　申不害相韩时，韩国已处弱势。韩昭侯即位不久，颇具雄心，任用贱臣申不害即为一例，申不害才华得有用武之地。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但他的直接来源是老子还是慎到，不得而知。但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子》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为了完善这种方法，他进一步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决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种姿态。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是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
　　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乱。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子“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为人君制定的工具。所谓实，也就是君主给臣下规定的责任和职权，是臣下遵从君主的规范。申不害本来是劝戒君主发号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强了君主的个人专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权威，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什么是“术”?申不害没有明确规定。“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认为，君主有了势，定了法，其地位还不是稳固的，必须有两面之术，不然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如果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无论动静，都会使臣下慑服。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控制术，像前面提到的“正名责实”，就是讲规定职责，考校监督的。还有如君主以静治动的，无为而治的，这些属于领导管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类是搞阴谋，耍手腕，弄权术。
　　玩弄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爱。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
　　申不害研究术，有正面的领导控制方法，也有阴谋诡计，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道德，但可以说，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启迪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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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学术思想及变法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但他的直接来源是老子还是慎到，不得而知。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大秦帝国》中的申不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子》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为了完善这种方法，他进一步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决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种姿态。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是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
　　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乱。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子“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为人君制定的工具。所谓实，也就是君主给臣下规定的责任和职权，是臣下遵从君主的规范。申不害本来是劝戒君主发号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强了君主的个人专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权威，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什么是“术”?申不害没有明确规定。“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认为，君主有了势，定了法，其地位还不是稳固的，必须有两面之术，不然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如果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无论动静，都会使臣下慑服。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控制术，像前面提到的“正名责实”，就是讲规定职责，考校监督的。还有如君主以静治动的，无为而治的，这些属于领导管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类是搞阴谋，耍手腕，弄权术。
　　玩弄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爱。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
　　申不害研究术，有正面的领导控制方法，也有阴谋诡计，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道德，但可以说，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启迪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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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轶事
　　申不害“走后门”
　　申不害虽然主张按功劳授予官职，但他并没有以身作则。《战国策》中就载有一个他“走后门”的故事。有一次，申不害凭籍相国的身份，向韩昭公说情，为他的一个堂兄谋求官职。韩昭公不准，于是申不害面“有怒色”。韩昭公就生气地说：“我施行你的变法主张，是为了治理国家。现在是听从你的请求而败坏你的治国之术，还是施行你的治国之术而废去你的请求呢？你曾经叫我任人要‘拥功劳，视次第’，现在你有所私求，我究竟该怎么办呢？“申不害见势不妙，只得避席请罪，惭愧的说：“您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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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到

（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战国时期赵国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在稷下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有较多的交往。他们一起被齐王命为大夫，受到尊敬，齐王还特意为他们建起了高楼大厦，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他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慎到著有《慎子》。《慎子》一书，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说有“十二论”。徐广注释道：“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总目》记为三十七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现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由此可见，《慎子》的佚失情况相当严重。除上述篇目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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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主张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一方面，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所以，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说，任其自然，则万物亨通，化而变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他在《民杂》中说：“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焉。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大君不择其下，故足。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易为下则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上。”
　　“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这就是在治理百姓时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这样才能富足。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法和势。法就是法律、法规，势就是权势。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势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认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他明确地说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寅?岂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这是《韩非子·难势》中转引慎到的话。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
　　所以，他主张“抢法处势”；“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是维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慎到认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国，不能只是摆设。他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什么都要用法来实行、判断、裁定，不能有所遗漏。法有种种作用，所以，“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威德》）然而，“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艺文类聚》卷54引《慎子》）法必须不断变化以顺应时代，否则，法就会衰败，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作为国君的责任之一就是变法。
　　表面上看来，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与以法治国是矛盾的，实际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法也必须遵循自然本性。很明显，慎到的思想是老庄道学与法家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