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探赜索隐烈士一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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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对于“汉奸”问题有时候所持的某些暧昧态度，近些年来表现为给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为最重要需求，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对此，樊建川表示无法赞同：“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更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已经超越了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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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樊建川在收藏文物的过程中感受到，尽管人们口头上逐渐放松了对于忠义观念的要求，但内心里还是深埋着与之相关的荣辱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办博物馆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甚至战俘、劳工本人或后人来找我，要给我提供资料，捐献实物，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来找我说：‘我爸爸是汪精卫的团长’‘我舅舅是陈公博的秘书’。”

即将于“汉奸馆”里展出的近八千件文物，没有一件是樊建川从“汉奸”后人中直接买下的。它们要么来源于文物市场，要么收购自日本的资料馆或旧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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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兵，不管在‘文革’时怎么被批斗，也觉得自己是在为民族而战，千方百计都要把当时的抗战奖章、中正剑保存下来。但是伪政权、伪军的人呢，首先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时代就得自我销毁证据，新中国之后更要销毁，等于经历了双重销毁。”樊建川感慨，作为一心想要建专门博物馆的收藏者，这无疑给他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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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间看到的宝贝容易得，而进入大拍卖行的东西则令他望尘莫及。汪精卫、郑孝胥、胡兰成的字画、给日本人的信札，在嘉德拍卖行等拍卖中，一件可以卖到几十万，樊建川很难支付如此高的费用，“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汉奸’的字会这么受人追捧，这些收藏家买来做什么呢？原本都是应该进入‘汉奸馆’的罪证啊！看得人觉得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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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溥仪为首的东北伪满政权、“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弘志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樊建川都已寻找到翔实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但持续时间较短、影响力较小的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两部分仍然匮乏，这几乎成了樊建川久放不下的两块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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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寄望建立“汉奸馆”能引发人们对这个话题的更多关注和思考，并借此平台吸引更多有识见、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主动找来，提供更多历史资料。

他又决定不管有怎样的争议，还是要把名字确定为“汉奸丑态馆”，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想好到时要在出口处树个牌子，在诸多物证展览之后警示人心：不做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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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慢慢地消失，同时带走属于自己的荣誉和战争的真相。

2010年7月27日早晨，孙敬生的儿子给方军打来电话：“今早8点，我父亲已去世。享年97岁。”

孙敬生曾是国民革命军29军军官。他1935年入伍，参加过长城抗战、卢沟桥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身上有3处贯穿枪伤。

2005年，一直做抗战口述史的方军曾在博客上号召，全国学生在明信片上手绘纪念章寄给这位老军人。

一个月内，孙敬生接到了37枚手绘奖章。97岁的老人将它们摆在枕头边，在风烛之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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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隔三五天方军就能接到各地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曾经采访过的某位抗战老军人已经过世，或者陷入病危。“心情特别沉重，觉得很愧疚。很多老人的故事我还没来得及写出来，有些写了还没发表，辜负了他们的盼望。”

他时时刻刻地计算着：今年是2010年，1945年20岁的年轻小伙子，今天也已85岁。多少人能活到85岁呢？他知道，这代战争亲历者越来越少了。

他们是否留下了他们的经历和思考？后来人是否对这场战争有了足够的认识和分析？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未来是否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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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知道，自己的工作好像做不了几年了。

“如果说抗战史是一顿大餐，我做的就是最后一盘菜。我的工作做完，这顿饭似乎也结束了。再没有其他原料可以用。”方军说，“可是，为什么轮到我这么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来做这个事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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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对这个行当一肚子不情愿，“我觉得我做的事情特别无聊，是最乏味的工作，也特别得不偿失，用北京话说，就是赔本儿赚吆喝。”

他指着自己堆满书信、文献、老照片的旧屋子说：“别人做的事儿不赚钱也就算了，我这还得往里面搭钱。”打到全国各地的长途电话费就是一笔大开支。他要找的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平时无人问津，一旦有人愿意听听他们的人生经历，自然激动万分。即便知道方军要亲自去面谈，他们也忍不住先在电话里把一生故事讲个大概。有时对方想起往事难以自抑，在电话里抽泣起来，方军更不忍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