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子山有鸟飞越

0007

　
　　秦惠文君九年（前329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预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生涯。
　　张仪拜相后，积极为秦国谋划。他采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并与公子华（桑）攻取魏国蒲阳（今山西隰县）。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今陕西韩城南）一起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张仪又率军攻取魏国的陕县（今河南陕县）。这样，黄河天险为秦所占有。随着秦国威势的不断增长，张仪辅佐秦惠文君于同年称王，秦国国势日益强盛。
　　秦惠文王更元二年(前323年)，秦国为了对抗魏惠王的合纵政策，进而达到兼并魏国国土的目的，张仪运用连横策略，与齐、楚大臣会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以消除秦国东进的忧虑。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三年，魏国由于惠施联齐，楚没有结果，不得不改用张仪为相，企图连秦、韩而攻齐楚。其实张仪的最终目的是想让魏国做依附秦国的带头羊。由于连横威胁各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前319年)魏国人公孙衍受齐、楚、韩、赵、燕等国的支持，出任魏相，张仪被驱逐回秦。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年)张仪再次任秦相国。九年，秦惠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遣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伐蜀，取得胜利，旋即又灭巴、苴两国。这样秦国占据了富饶的天府之国，有了巩固的大后方，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东)。这样秦国的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既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也使秦国的疆土更加扩大，国力更加强盛。《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无疑张仪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张仪诳楚之后，又于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前往楚、韩、齐、赵，燕等国进行游说，使得五国连横事秦。同一年，张仪因功封得五邑，封号为武信君。
　　张仪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外连衡而斗诸侯”，与秦国的耕战政策相配合，运用雄辩的口才，诡谲的谋略，纵横捭阖，游说诸侯，建立了诸多功绩，在秦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的险恶环境中，主要凭借外交手段，采用连横策略，“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使秦国的国威大张，在诸侯国中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孟子的弟子景春称赞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张仪使用军事和外交手段，使得秦国“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这为秦国的霸业和将来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秦惠王卒，子秦武王即位。张仪素为秦武王不满，离秦赴魏，秦武王二年（前309年）卒于魏。

0007

甘龙，

孝公之臣，甘姓，龙名也。是《商君书》、《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的变法反对派，是秦国的世族名臣。

0007

　《史记·秦本纪第五》：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1]
　　《商君书·更法》：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2]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甘氏出春秋时甘昭公王子带後。“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3]

0007

　甘龙先上大夫而后太师，是实际上的世族领袖与复辟势力的轴心人物，是整个变法新锐势力的最大政敌。
　　
政治分析

　　　把握甘龙的第一要义，在于区别甘龙与世族集团的不同政治特质。把握了这一特质，就把握了甘龙的政治个性。而甘龙的政治个性，恰恰是甘龙这个政治人物成为艺术形象“这一个”的根基。
　　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与整个世族集团形成有重大差别。
　　政治根基。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而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这种根基差别，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
　　政治主张。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期主张有度复辟。具体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便会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变法；第三层面，支持变法的底线，是不触动穆公祖制。
　　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决定政治个性的本质。
　　甘龙的政治本质，是怀旧保守派，与一味倒退的复辟派有别。
　　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氏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0007

孝公死后，嬴驷即位，老甘龙那些老氏族想联合向新君请命，恢复旧制，但是新君顺应民意，把老氏族们全部缉拿，总共一千多人，全部斩首，为商鞅平反，最终老甘龙连同一千多老氏族在观刑的民众中的唾骂声中被斩首。可见“国人皆曰可杀”这句古语的震慑力。

0007

秦惠王（前356年 ～ 前310年）

，又称秦惠文王或秦惠文君。嬴姓，赵氏，名驷，其全名为赵驷，《大秦帝国》剧中误称之为嬴驷，秦孝公之子。前338年，秦孝公死，惠文王即位，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于是商鞅逃亡，被魏国赶回秦国内。商鞅于商地召集其党人，北攻郑县，惠文王派兵将商鞅生擒杀死后“五马分尸”于彤，灭商君之族。前324年，惠文王称王，随后韩、赵、燕、中山和宋也都先后称王；同年秦昭襄王生。

0007

秦惠王年表
　　前338年，秦孝公死，惠文王即位。商鞅于商地召集其党人，北攻郑县，秦惠王派兵将商鞅生擒杀死后“五马分尸”于彤，灭商君之族，然而他并未废除商鞅之法。
　　秦惠王更元六年（公元前319年），魏国任命公孙衍为相，楚、齐、赵、韩、燕、义渠六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
　　秦惠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7年），义渠趁秦与三晋大战，攻击秦国西部地区，大败秦军。秦惠王派自己的异母弟公子疾在东部战场战胜三晋联军，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义渠退兵，魏国合纵失败。
　　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韩、魏三国合纵攻楚，楚国大败。三国接着又打败了楚国的盟友齐国。秦国占领了楚国的汉中，使秦国本土关中与巴蜀地区连成一片。
　　秦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韩国大举攻秦。正在这时，苴蜀两国使者先后到秦。原来，蜀国为了战胜巴国，决定先剪除巴国的党羽苴国。苴国向巴国求救，但巴苴联军还是被蜀国打败。苴国与秦国建立过防楚联盟，于是向秦国求救。
　　本来在巴蜀与秦国之间隔着楚国占领的汉中，楚国一直想攻入巴蜀，而苴国由于地处进入巴蜀腹地的要道，把守着剑门，首当其冲，与楚国发生多次战斗，结仇很深。此次，苴、巴两国危难，邻国中能够与蜀国一较高低的只有秦、楚。苴侯考虑楚国与自己土地相邻，又一直想吞并自己，求楚无异于引狼入室。而秦国与巴蜀中间隔着楚国的汉中，只有一小部分土地与自己相连，战胜蜀国后势必离去。如果不走，就将陷入巴蜀和楚国汉中郡的包围。因而求秦国是风险最小的。而蜀国派使者入秦，提出与秦结为盟国，目的是为了使秦国不出兵的。
　　秦惠王对苴蜀的要求都答应了，分别收下了两国的厚礼，让两国的使者归国。秦惠王用两国的礼物与韩国议和后，派张仪、司马错、张若、都尉墨率领秦国的精兵火速入川。秦军很快就通过了苴国把守的剑门，向蜀国的都城成都进发。对于秦军的突然出现，蜀王十分吃惊。对于秦国的不守信用，蜀王十分气愤。于是，蜀王亲自领军与秦军交战。但由于秦军已过剑门天险，气势正盛，蜀王在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战败，被秦军杀死。张仪、司马错接着占领成都，蜀国灭亡了。张仪又借苴国与巴国劳军之机，一举灭亡了巴国和苴国。秦国尽收巴蜀之地。张仪和张若还主持修建了新的成都城。由于蜀王室在蜀国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秦惠王采用羁縻蜀国的办法，将蜀国降格为侯，任命蜀王的儿子为新的蜀侯，任命张若为蜀相，管理蜀政。《水经注》卷二十七引来敏《本蜀论》的记载惠文王用计灭古蜀：“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对待巴国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
　　秦国占领巴蜀后，掉头痛击韩国。插在秦国本土和巴蜀之间的楚国汉中郡直接威胁秦国入蜀的要道，成了秦国必须要拔掉的钉子。
　　秦惠王在公元前312年联合韩魏攻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占领汉中。秦惠王命魏章率领公子疾、甘茂在丹阳（今河南西峡以西、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占领了汉中，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蜀的威胁。这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大片，秦国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
　　义渠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是当时秦国在西北部最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义渠占有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中北部和宁夏等地。义渠凭借骑兵特有的机动性对秦国的边境进行劫掠，甚至曾经侵入到秦国的洛河流域。正是义渠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性，才使公孙衍能够说动秦惠王暂停攻魏而转为攻义渠。秦国对付义渠这些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烧荒，很有效果。游牧民族不敢靠近牧草被烧光的秦国边境，以避免大批马牛羊被饿死。秦惠王七年，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趁其自相残杀，平定了义渠。义渠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国在义渠设县，义渠称臣。
　　秦惠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28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国在西北地区占有了大片的优良牧场并开始设立相邦。
　　在张仪以前，秦国没有设过单独的相，只有将相和一的大良造。大良造主管军、政、民，权力很大，是对君权的一个巨大威胁。尤其是在商鞅担任大良造后，更是重权在握。秦惠王即位后，就开始对大良造进行分权。
　　张仪为秦第一任相邦。这样，就把大良造原来的相权剥离出来，使大良造成了最高军职的专称。由于秦惠王勤于政事，亲自主持秦国的大局，剥夺了许多宰相的权力，秦国的相邦一职实际上只相当于外相，约等于今天的美国国务卿。
　　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派出两路大军分别进攻齐国本土和在燕国的齐军，以支持自己的女儿易王后和外孙燕昭王。在两路大军获胜后，秦惠王派自己喜爱的儿子公子赵稷入燕为质。秦惠王十岁就有了女儿易王后，儿女众多。
　　公元前311年，秦国的第一位王秦惠王去世了，年有46，在位二十七年。死后葬于陕西咸阳市秦都区，陵墓呈覆斗形。太子赵荡即位，即秦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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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秦惠王年表
　　前338年，秦孝公死，惠文王即位。商鞅于商地召集其党人，北攻郑县，秦惠王派兵将商鞅生擒杀死后“五马分尸”于彤，灭商君之族，然而他并未废除商鞅之法。
　　秦惠王更元六年（公元前319年），魏国任命公孙衍为相，楚、齐、赵、韩、燕、义渠六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
　　秦惠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7年），义渠趁秦与三晋大战，攻击秦国西部地区，大败秦军。秦惠王派自己的异母弟公子疾在东部战场战胜三晋联军，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义渠退兵，魏国合纵失败。
　　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韩、魏三国合纵攻楚，楚国大败。三国接着又打败了楚国的盟友齐国。秦国占领了楚国的汉中，使秦国本土关中与巴蜀地区连成一片。
　　秦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韩国大举攻秦。正在这时，苴蜀两国使者先后到秦。原来，蜀国为了战胜巴国，决定先剪除巴国的党羽苴国。苴国向巴国求救，但巴苴联军还是被蜀国打败。苴国与秦国建立过防楚联盟，于是向秦国求救。
　　本来在巴蜀与秦国之间隔着楚国占领的汉中，楚国一直想攻入巴蜀，而苴国由于地处进入巴蜀腹地的要道，把守着剑门，首当其冲，与楚国发生多次战斗，结仇很深。此次，苴、巴两国危难，邻国中能够与蜀国一较高低的只有秦、楚。苴侯考虑楚国与自己土地相邻，又一直想吞并自己，求楚无异于引狼入室。而秦国与巴蜀中间隔着楚国的汉中，只有一小部分土地与自己相连，战胜蜀国后势必离去。如果不走，就将陷入巴蜀和楚国汉中郡的包围。因而求秦国是风险最小的。而蜀国派使者入秦，提出与秦结为盟国，目的是为了使秦国不出兵的。
　　秦惠王对苴蜀的要求都答应了，分别收下了两国的厚礼，让两国的使者归国。秦惠王用两国的礼物与韩国议和后，派张仪、司马错、张若、都尉墨率领秦国的精兵火速入川。秦军很快就通过了苴国把守的剑门，向蜀国的都城成都进发。对于秦军的突然出现，蜀王十分吃惊。对于秦国的不守信用，蜀王十分气愤。于是，蜀王亲自领军与秦军交战。但由于秦军已过剑门天险，气势正盛，蜀王在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战败，被秦军杀死。张仪、司马错接着占领成都，蜀国灭亡了。张仪又借苴国与巴国劳军之机，一举灭亡了巴国和苴国。秦国尽收巴蜀之地。张仪和张若还主持修建了新的成都城。由于蜀王室在蜀国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秦惠王采用羁縻蜀国的办法，将蜀国降格为侯，任命蜀王的儿子为新的蜀侯，任命张若为蜀相，管理蜀政。《水经注》卷二十七引来敏《本蜀论》的记载惠文王用计灭古蜀：“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对待巴国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
　　秦国占领巴蜀后，掉头痛击韩国。插在秦国本土和巴蜀之间的楚国汉中郡直接威胁秦国入蜀的要道，成了秦国必须要拔掉的钉子。
　　秦惠王在公元前312年联合韩魏攻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占领汉中。秦惠王命魏章率领公子疾、甘茂在丹阳（今河南西峡以西、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占领了汉中，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蜀的威胁。这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大片，秦国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
　　义渠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是当时秦国在西北部最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义渠占有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中北部和宁夏等地。义渠凭借骑兵特有的机动性对秦国的边境进行劫掠，甚至曾经侵入到秦国的洛河流域。正是义渠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性，才使公孙衍能够说动秦惠王暂停攻魏而转为攻义渠。秦国对付义渠这些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烧荒，很有效果。游牧民族不敢靠近牧草被烧光的秦国边境，以避免大批马牛羊被饿死。秦惠王七年，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趁其自相残杀，平定了义渠。义渠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国在义渠设县，义渠称臣。
　　秦惠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28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国在西北地区占有了大片的优良牧场并开始设立相邦。
　　在张仪以前，秦国没有设过单独的相，只有将相和一的大良造。大良造主管军、政、民，权力很大，是对君权的一个巨大威胁。尤其是在商鞅担任大良造后，更是重权在握。秦惠王即位后，就开始对大良造进行分权。
　　张仪为秦第一任相邦。这样，就把大良造原来的相权剥离出来，使大良造成了最高军职的专称。由于秦惠王勤于政事，亲自主持秦国的大局，剥夺了许多宰相的权力，秦国的相邦一职实际上只相当于外相，约等于今天的美国国务卿。
　　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派出两路大军分别进攻齐国本土和在燕国的齐军，以支持自己的女儿易王后和外孙燕昭王。在两路大军获胜后，秦惠王派自己喜爱的儿子公子赵稷入燕为质。秦惠王十岁就有了女儿易王后，儿女众多。
　　公元前311年，秦国的第一位王秦惠王去世了，年有46，在位二十七年。死后葬于陕西咸阳市秦都区，陵墓呈覆斗形。太子赵荡即位，即秦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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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

，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受到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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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简介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然，也就没有照做了。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