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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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衍　


　公孙衍，魏之阴晋人。曾仕魏，任犀首②，人因以犀首称之，好像这就是他的本来姓名。《史记集解》引司马彪曰：“犀首，魏官名，今虎牙将军。”犀首当是武职。
　　公孙衍于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为大良造，后居魏。楚使者陈轸，也是一个纵横家，他过魏，献计于衍。他说“魏相田需约诸侯纵亲，楚王疑而未信。如果您请于魏王，说您与燕赵之王有交情，多次有使者来邀请相见。魏王如答应了您，给您车子，你也不必多要，有三十辆乘就可以了。您把车子陈列在庭中，公开宣称，要到燕国和赵国去。”公孙衍照办了，燕赵之王派使者迎公孙衍到他们的国中，楚王听说，大怒，以为田需欺负他，就全不听从田需的话了。齐国听说公孙衍要到燕赵去，也派人以国事相托。于是，公孙衍行三国相事，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公孙衍主张合纵，张仪宣扬连横。他们在政治上和私人关系上都是对手。公元前322年（秦惠文王更元三年），张仪相魏。公孙衍设法取得韩国当权的支持，破坏了张仪联合秦魏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被迫去魏，公孙衍代张仪为魏相。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 合纵攻秦。这次进攻，没有取胜，军至函谷关而还。但这次进攻，还是一次有名的对秦的进攻。
　　西戎义渠跟魏有往来。有一次，义渠君朝魏。公孙衍就趁这个机会，劝告义渠君加强对秦的警惕。他说，如中原无事，秦就要对你们烧杀掠夺；如果中原有事，秦将轻使重币去同你们交好。后来，五国攻秦。恰巧这个时候，秦以文绣千纯，美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集合群臣议论这件事。义渠君说，这就是公孙衍当年所说的那话了。于是起兵袭秦，大败秦人。
　　《史记》称公孙衍于张仪死后，“入相秦，尝佩五国相印，为约长”。此所谓五国约长，似即指公元前318年五国攻秦之事。
　　《孟子·滕文公下》记景春的诸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是与张仪齐名的，但传下来的事迹不多。《史记》有公孙衍传，系附于张仪传。《战国策》也只有几条零星的记载。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是关于苏秦、张仪的专书，不知是否他二人的作品，均已久佚。关于公孙衍的专书，未见著录。《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还著录有西汉的蒯通、邹阳、主父偃、徐乐等人的书，可见西汉前期，纵横家之风犹有存者，但比起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当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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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
　　　
　　吴起喜好用兵，一心想成就大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与《儒林列传》记吴起在鲁“尝学于曾子”，至魏又拜子夏为师。孔门再传弟子中，出现这样一位与“武圣”孙子齐名的大军事家，由此对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学者对军事的态度和素养很有说明和参考作用。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
　　吴起的得势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一时流言四起。鲁国有些人在鲁王面前中伤吴起说：“吴起是个残暴无情的人。他小时候，家资十全，他想当官，从事游说活动没有成功，以致家庭破产。乡邻都耻笑他，吴起就杀了三十多个诽谤他的人。逃出卫国而东去。他和母亲告别时，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此后他就在曾申门下学习。过了不久，他母亲去世，他竟然没有回家。曾申为此很鄙视他的为人，和他断绝了关系。吴起这才跑到各国，学习兵法奉事鲁君。鲁君对他有怀疑，他就杀了自己的妻子以争取做将军。鲁国是个小国，一旦有了战胜的名声，就会引起各国都来图谋鲁国了。而且鲁国和卫是兄弟国家，鲁君用吴起，就是抛弃了卫国。”鲁君因而疑虑，就辞退了吴起。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去凭本事游说他。文侯问大臣李悝说：“吴起为人如何？”李悝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魏文侯就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攻克五座城邑。
　　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拥护，就任命他为西河(今陕西合阳一代)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攻取秦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澄城南)，并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郑(今华县)，筑洛阴(今大荔南)、合阳(今合阳东南)，尽占秦之河西地(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间地)(参见魏攻秦河西之战)，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这一时期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大的诸侯国。
　　吴起镇守西河期间,强调兵不在多而在“治”，首创考选士卒之法：凡能身着全副甲胄，执12石之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约今30公斤)，背负矢50个，荷戈带剑，携三日口粮，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即可入选为“武卒”，免除其全家的徭赋和田宅租税，并对“武卒”严格训练，使之成为魏国的精劲之师。吴起治军，主张严刑明赏、教戒为先，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之军亦无益，曾斩一未奉令即进击敌军的材士以明法。
　　吴起做将军时，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事后大哭起来。别人说：“你儿子是个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母亲说：“不是这样。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所以就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我不知他又将死到那里了，所以我哭。”
　　魏文侯死后，吴起继续效力于他儿子魏武侯。武侯曾与吴起一起乘船顺西河而下，船到中流，武侯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他说：“国家最宝贵的是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边有洞庭湖(今湖南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但不讲求德义，大禹把它消灭了。夏桀所处的地方，左边有黄河和济水，右边有泰华山，伊阙(又名龙门山，在今河南洛阳南)在南，羊肠(在今山西晋阳西北)在北，施政不讲仁爱，商汤将他流放了。殷纣王的国家东面有孟门(古隘道名，在今河南辉县西)，西面有太行山，常山(即恒山，在今山西浑源县东)在北面，黄河在南面流过，地势也无比险要，但施政不讲道德，周武王把他杀了。由此看来，治理国家在于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如果君主不讲德行，就是一条船中的人也都会成为敌国的人。”武侯说：“你说得很对。”吴起治军主张兵不在多而在“治”，曾严格考选步兵，创建有战斗力的常备军“武卒”。
　　吴起任西河的守将，威信很高。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可是最后却任命田文(魏贵戚重臣)为相。吴起很不高兴，他向田文说：“请你和我比一比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领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牺牲，敌国不敢图谋进攻我们，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管理各级官员，亲附人民，使财力充裕，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镇守西河地区，使秦军不敢向东扩张，韩国和赵国都尊从我们，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而你的职位都比我高，这是为什么？”田文说：“国君年少，全国忧虑，大臣没有亲附，百姓还不信赖，在这个时候，是由你来任相合适呢？还是由我来任相合适呢？”吴起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应该由你来任相。”田文说：“这就是我所以职位比你高的原因。”吴起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任相，他妻子是魏国的公主，公叔对吴起非常畏忌，便想害吴起。他有个仆人对他说：“吴起很容易除掉。”公叔说：“怎么办？”仆人说：“吴起为人有节操，廉洁而重视声誉，你可以先向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明的人，我们魏国属于侯一级的小国，又和强秦接壤，据我看，恐怕吴起不想长期留在魏国。’武侯必然要问：‘那怎么办呢？’你就乘机向武侯说：‘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许配给吴起，他如果顾意留在魏国就必定欣然接受，如果不顾意留在魏国就必然辞谢。以此就可以探测他的想法了。’然后你再亲自把吴起邀到你的府上，使公主故意发怒而轻谩你。吴起看见公主那样轻贱你，他想到自己也会被轻贱，就会辞而不受。”于是照计行事，吴起果然看见公主轻谩魏相就辞谢了武侯。武侯因而对吴起有所怀疑而不信任他了。吴起害怕武侯降罪，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
　　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很能干，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为相。他严明法令，撤去不急需的官吏，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主要目的是加强军队，破除纵横稗阖的游说。于是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因此诸侯都害怕楚国的强大。原来楚国的贵族都想谋害吴起。到楚悼王死后，公族责成和大臣叛乱而攻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体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无所顾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们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这一年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全部杀了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刺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七十多家。
　　吴起在政治、指导战争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把这些经验深化为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48篇，已佚，今本《吴子》六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系后人所托。其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才能对外用兵，提出国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在《料敌》篇中强调了了解和分析敌情的重要意义，并且具体指出了处于6种情况的国家，不可轻易与其作战。他懂得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应变的措施。在《应变》篇具体论述了在仓卒间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及敌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战法和胜敌的策略。
　　《治兵》《论将》和《励士》3篇主要阐述了他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质量高的标准是：要有能干的将领，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要有统一的号令；要有严明的赏罚。他重视将帅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将帅的谋略，强调好的将帅应有优良的品质和作风。重视士卒的训练，提高实际作战能力。强调赏功以励士兵。
　　吴起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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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前257)，嬴姓，白氏，名起，其先祖为秦国公族，故又称公孙起。秦武公之后，武公生子赵白，其后以其名为氏，故曰白起。白起号称“人屠”，战国四将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王翦、廉颇、李牧）战国时期秦国名将。郿(今陕西郿县东北)人，中国历史上自孙武，吴起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统帅。

【战神传奇】



　　武安君白起
【战神传奇】
　　秦秦国，原本是地处西陲的一个小国，秦孝公时用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家富强的基础。尔后，不断向外发展势力，国力强盛。秦昭王时，任用白起为将。白起素以深通韬略著称，秦昭王十三年(前294年)，白起任左庶长，领兵攻打韩的新城(在今河南伊川县西)。次年，由左庶长迁左更，出兵攻韩、魏，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法全歼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斩获首级二十四万，俘大将公孙喜、攻陷五座城池(参见伊阙之战)。因功晋升为国尉。又渡黄河攻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的土地。十五年，再升大良造，领兵攻陷魏国，占据大小城池六十一个。十六年，白起与客卿司马错联合攻下垣城。二十一年，白起攻赵，占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县西)。二十八年，攻楚，拔鄢、邓等五座城池。次年攻陷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毁夷陵(今湖北宜昌)，向东进兵至竟陵，楚王逃离都城，避难于陈(参见鄢郢之战)。秦国以郢都为南郡。白起受封为武安君（言能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又攻取楚国，平定巫、黔中(今四川、贵州地区)二郡(参见黔中之战)(附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大将司马错发兵攻取黔中等地，但三十年白起攻楚，复取巫、黔中，初置黔中郡。期间黔中等地可能为楚国夺回，故而史籍中出现司马错和白起两次攻取黔中的记载。）三十四年，白起率军攻赵魏联军以救韩，大破联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魏将芒卯败逃，掳获韩赵魏（韩赵魏又称三晋）三国大将，斩首十三万(参见华阳之战)。又与赵将贾偃交战，溺毙赵卒二万人。四十三年，白起攻韩之陉城，攻陷五城，斩首五万(参见陉城之战)。四十四年，白起又攻打韩南阳太行道，断绝韩国的太行道。四十五年，攻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上党通往都城的道路被绝断(韩都新郑，上党必须由野王渡河始能通新郑)。郡守冯亭同百姓谋议道：“上党通往外界的道路已被绝断，我们已不可再为韩国百姓了。秦兵日渐逼近，韩国不能救应，不如将上党归附赵国，赵国如若接受，秦怒必攻赵。赵国受敌一定亲近韩国。韩、赵联合，就可以抵御秦国了。”于是派人报告赵国。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为此计议。平阳君说：“还是不要接受吧，接受后带来的祸患一定大于得到的好处。”平原君则认为：白白得来的土地，怎有不要之理，接受了会对我们有利。赵国果然接受了上党，封冯亭为华阳君。四十六年，秦攻下韩国缑氏、蔺两地。
　　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派左庶长王龁攻韩，夺取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驻兵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以便镇抚上党之民。四月，王龁攻赵，赵派廉颇为将抵抗。赵军士卒与秦斥候兵相遇，发生冲突，秦斥候兵斩赵裨将（裨将，武职）茄。六月，败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秦军又攻赵军垒壁，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
　　双方僵持多日，赵军损失巨大。廉颇根据敌强己弱、初战失利的形势，决定采取坚守营垒以待秦兵进攻的战略。秦军多次挑战，赵国都不出兵。赵王为此屡次责备廉颇。秦相应侯范雎派人携千金向赵国权臣行贿，用离间计，散布流言说：“秦国所痛恨、畏惧的，是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廉颇容易对付，他快要投降了。”赵王既怨怒廉颇连吃败仗，士卒伤亡惨重，又嫌廉颇坚壁固守不肯出战，因而听信流言，派赵括替代廉颇为将，命他率兵击秦。
　　白起赵括上任之后，一反廉颇的部署，不仅临战更改部队的制度，而且大批撤换将领，使赵军战力下降。秦见赵中了计，暗中命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白起名声太大，未免赵军有所防备，秦王下令“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白起面对鲁莽轻敌，高傲自恃的对手，决定采取后退诱敌，分割围歼的战法。他命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在赵军进攻时，佯败后撤，将主力配置在纵深构筑袋形阵地，另以精兵5000人，楔入敌先头部队与主力之间，伺机割裂赵军。8月，赵括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进攻行动。秦军假意败走，暗中张开两翼设奇兵胁制赵军。赵军乘胜追至秦军壁垒，秦早有准备，壁垒坚固不得入。白起令两翼奇兵迅速出击，将赵军截为三段。赵军首尾分离，粮道被断。秦军又派轻骑兵不断骚扰赵军。赵军的战势危急，只得筑垒壁坚守，以待救兵。秦王听说赵国的粮道被切断，亲临河内督战，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从军，赏赐民爵一级，以阻绝赵国的援军和粮草，倾全国之力与赵作战。
　　到九月，赵兵已断粮四十六天，饥饿不堪，甚至自相杀食。赵括走投无路，重新集结部队，分兵四队轮番突围，终不能出，赵括亲率精兵出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赵兵投降。白起与人计议说：“先前秦已攻陷上党，上党的百姓不愿归附秦却归顺了赵国。赵国士兵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日后会成为灾乱。”于是使诈，把赵降卒全部坑杀，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年纪小的士兵回赵国报信。长平之战，秦军先后斩杀和俘获赵军共四十五万人，赵国上下为之震惊。从此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后因赵国的平原君写信给其妻子的弟弟魏国的信陵君，委托他向魏王发兵救赵，于是信陵君就去求魏王发兵救赵，魏王派晋鄙率十万大军救赵。但由于秦昭襄王的威胁，魏王只好让军队在邺城待命。信陵君为了救赵，只好用侯嬴计，窃得虎符，杀晋鄙，率兵救赵，在邯郸大败秦军，才避免赵国的过早灭亡。
　　长平之战长平之战后，白起本拟乘胜灭赵。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再次平定了上党，后军分二路：一路由王龁率领，进攻皮牢(今河北武安)；一路由司马梗攻占太原。而白起自将围攻邯郸。韩国和赵国惊恐万分，派苏代用重金贿赂秦相应侯范雎说：“白起擒杀赵括，围攻邯郸，赵国一亡，秦就可以称帝，白起也将封为三公，他为秦攻拔七十多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公、召公、吕望之功也不能超过他。现在如果赵国灭亡，秦王称王，那白起必为三公，您能在白起之下吗?即使您不愿处在他的下位，那也办不到。秦曾经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百姓皆奔赵国，天下人不乐为秦民已很久。今灭掉赵国，秦的疆土北到燕国，东到齐国，南到韩魏，但秦所得的百姓，却没多少。还不如让韩、赵割地求和，不让白起再得灭赵之功。”于是范雎以秦兵疲惫，急待休养为由，请求允许韩、赵割地求和。昭王应允。韩割垣雍，赵割六城以求和，正月皆休兵。白起闻知此事，从此与范雎结下仇怨。
　　当年九月，秦又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参见邯郸之战)。正赶上白起有病，不能走动。二年正月，王陵攻邯郸不大顺利，秦王又增发重兵支援，结果王陵损失五名校尉。白起病愈，秦王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对昭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诸侯怨秦已久，今秦虽破赵军于长平，但伤亡者过半，国内空虚。我军远隔河山争别人的国都，若赵国从内应战，诸侯在外策应，必定能破秦军。因此不可发兵攻赵。”昭王亲自下命令行不通，又派范雎去请，白起始终拒绝，称病不起。
　　昭王改派王龁替王陵为大将，八、九月围攻邯郸，久攻不下。楚国派春申君同魏公子信陵君率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伤亡惨重。白起听到后说：“当初秦王不听我的计谋，现在如何?”昭王听后大怒，强令白起出兵，白起自称病重，经范雎请求，仍称病不起。于是昭王免去白起官职，降为士兵，迁居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由于白起生病，未能成行。在咸阳住了三个月，这期间诸侯不断向秦军发起进攻，秦军节节退却，告急者接踵而至。秦王派人遣送白起，令他不得留在咸阳。白起离开咸阳，到杜邮，昭王与范雎等群臣谋议，白起被贬迁出咸阳，心中怏怏不服，有怨言，不如处死。于是昭王派使者拿了宝剑，令白起自裁。白起伏剑自刎时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于是自杀。白起死时，是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十一月。白起死非其罪，秦人很怜惜他，乡邑地方都祭祀他。（根据《后汉书》相关记载，白起死后，东方六国闻讯，诸侯皆酌酒相贺，庆幸白起之死。）
　　善始者未必善终，白起功高遭忌，最终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白起如此，伍子胥、李牧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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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巢子》六篇－－墨翟弟子，国家兴起之前，社会处在一个“自然状态”之中，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非常的混乱。国家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行其是而产生的混乱。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君顺应天意而产生，按照神的意志而设立，“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对最高领导，要事事同意，不要跟随下面的人。因而，墨子的国家性质必然是倾向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是绝对化的。当然，墨子心中的是非标准， “是”就是“交相兼”，“非”就是“交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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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


战国时思想家。名不详，一说名不害。曾受教墨子之门，善口辩，讲仁义，后与孟柯论人性问题，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以人性为仁义”，犹如“以杞柳为桮桊”。其言论见《孟子·告子》篇。
　　由于孟子的思想与其根本对立，故《孟子》中的记载不尽可信，而告子无著作，因此其真实思想已然无从查考。也有其人纯属杜撰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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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ozi
　　告子
　　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名不详，一说名不害。曾在孟子门下学习。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赵岐在《孟子注》中说，告子“兼治儒墨之道”。由于孟子在人性问题上和他有过几次辩论，所以他的学说仅有一鳞片甲记录在《孟子·告子》中，这些记录都很重要。
[编辑本段]告子思想
告子以主张“性无善无不善”的人性论而著称。他以木材作成器皿为比喻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反辩说:“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这回辩论的下文如何，没有记载，好像是告子输了。其实，孟子的反辩并不合逻辑，因为没有先论证以杞柳作器皿是违反杞柳的本性的。显然，告子并没有被驳倒。在另一回辩论中，告子用水作比喻说：“性，犹湍水（急流的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反辩说:“水信（诚然）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这里的下文也没有说，好像也是告子认输了。其实，孟子论证的逻辑性太差。向下流是水的性，向上跳跃或被提上山不同样也是水的性吗？这正好给告子补充了论证。又一回辩论中,告子说:“生之谓性（生来如此的就是性）。”孟子反辩说：“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告子都答说“然”。告子对性这样的理解是不错的，因为不同东西的白都是不同东西相类似的一种性。但孟子却把话头一转说：“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了这样说话完全不顾逻辑，因为不同的东西可以有某种相似的性，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所有的性都是相似的。在又一次辩论中，告子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告子认为食色是性，这是一个正确的根本命题。他说:“义,外也”，也是正确的。至于仁内之说则有问题。但孟子对仁内之说并没有表示反对，对义外之说则极力反对。至于食色是性则孟子并没有表示异议。总之，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的见解并没有被批倒。但除仁内之说不对外,告子也还只知道“生性”而不知“习性”。
　　在中国古代众多论性的善恶的思想家中，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但告子的思想一直被贬抑，直到清代后期的龚自珍才特别把它提了出来，并加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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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

　　《孟子-告子上》孟子提出“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问题。按照孟子的看法，不仅人性本善，人性本来有 “四心”，就连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道德，也都是“我固有之也， 只不过平时我们没有去想它因而不觉得罢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本性之中去发现仁义礼智，“尽其才”，充分发挥自己的天生资质。这使人想到他在《公孙丑上》里面所说的，人有仁义礼智的四端，“犹其有四体也”。仁义礼智已经植根于我们的本性之中，就像手脚四肢已长在我们的身上一样，由于太自然，太习惯了，反倒使我们浑然不知，意识不 到了。如果有一个人突然对我们说：‘我发现手脚就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认为他是个百分之百的白痴才怪。可今天突然有人对我们说：“我发现仁义礼智就在我们的本性之中！”我们认为他是白痴还是认为他发现了“新大陆”呢？
　　古往今来，东南西北，多少人在寻求仁义礼智、世间公道，却原来都是背着娃娃找娃娃。孟子向我们猛击一掌说：娃娃不就在你的身上吗？于是我们都反省自身，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本性中去寻求仁义礼智的善的根苗，加以培养，使之茁壮成长。
　　到底人性是如孟子的看法天生善良，还是如苟子的看法天生邪恶，或者如告子等人的看法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这是 一个很难说得清的问题。即便是哲学思想进步发展到今天，对于这个古老的话题，学者们往往也莫衷一是，各执一端。所以，孟子的看法的确也只能代表一家之言。
　　其实往往在人们当中，所需要的只是“理想中”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而对于部分的我们（我更希望是所有人）是应该能够在知道真实的东西的同时，而要再去追求理想中的东西。
　　而回过头来，尽让我们抛开抽象的哲学论争不说，而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不也是有着“积极的进取”和“健康向上”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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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超　　
　　李晓超同志简历　
　　李晓超，男，1962年12月出生于安徽，1984年毕业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数学系，1986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随后进国家统计局参加工作，先后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工作，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副主任）、司长（主任），现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高级统计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宏观经济、世界经济和中国人口就业。十多年来，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文摘》、《财贸经济》及《金融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国民经济核算、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文章近200篇，主编或参与编写了近10部专著。起草或主持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近百篇，起草或主持起草的世界经济形势报告多次被中央有关部门编发，参加了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组织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浙江大学和国家统计局培训学院兼职教授（2005年起）。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执行董事会执董（2002年至2005年）、中国国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04年6月至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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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　　    胡锦涛，男，汉族，１９４２年１２月生，安徽绩溪人，１９６４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５年７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１９５９—１９６４年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并任政治辅导员
　　１９６５—１９６８年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参加科研工作，并任政治辅导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终止）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　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劳动
　　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　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　甘肃省建委秘书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　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　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１９８２．０９—１９８２．１２）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　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不再兼任）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２００５—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五届四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十六届四中全会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十七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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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生于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７日，江苏省扬州市人。１９４３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１９４６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７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１９５５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１９５６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１９６２年后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１９８０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１９８２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１９８５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１９８２年９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８９年６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９０年３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９３年３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９７年９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９８年３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２００４年９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２００５年３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接受江泽民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自幼喜爱篆刻艺术，读书。
　　夫人：王冶坪，生于１９２８年，江苏扬州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曾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文书、副主任、主任，现已退休。他们有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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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