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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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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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年谱】
【陈永贵离开中南海详情】〖坐立不安的一天〗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２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１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年谱】
【陈永贵离开中南海详情】 〖坐立不安的一天〗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２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永贵
[编辑本段]１国务院副总理
　　
[编辑本段]【陈永贵年谱】
　　191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
　　1920年，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
　　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不久其父自缢身亡，陈寄居在一寡妇家中靠当长工为生。
　　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
　　1941年春，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
　　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
　　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
　　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
　　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
　　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38岁，办初级社，任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
　　1955年12月，40岁，办高级社，任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
　　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赞扬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宁玉玲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
　　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中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
　　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的造反派向省政府夺权，周恩来接见陈永贵时授意“你们也可以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嘛”。于是陈永贵同已经被打倒的原山西省委书记刘格平等人组织自己的造反组织，名为“晋中野战军”，为夺取山西政权同另一派“总司派”展开大规模武斗。
　　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2年，时任山西一把手的军队代表谢振华，利用周恩来主导的反对左倾的运动，要求将核算权从大队降到生产队，陈永贵坚决反对，坚持在昔阳县反右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谢振华被调离山西。
　　1973年，58岁。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
　　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63岁。年初，出访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65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
　　1982年，67岁。落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5年夏，70岁，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岁，在北京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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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离开中南海详情】
　　
〖坐立不安的一天〗

　　　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３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１２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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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２２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１２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
　　搬到２２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５０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１２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１９８３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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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没城市户口也须挣工分 华国锋泪洒追悼会2009年02月12日 10:28　来源：天天新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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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

　　说到陈永贵，马烽说：“社会上对陈永贵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贬的，一会儿画成个红脸，一会儿画成个黑脸，成了川剧中的变脸……我无意对陈永贵进行评说。只不过我和孙谦因为写大寨，和陈永贵有过一些交往,打过几次交道。”本文讲述了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马烽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喝酒的三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或者说是意识流地，描绘了陈永贵由蓦然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话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马烽奉命去“大寨”

　　历史的机缘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你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候，你不经意间，无意识中，却会阴错阳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点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那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要去大寨，同来的还有河北的省委书记。这样，山西方面的省委领导陶鲁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只是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事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此事孙谦曾给我透过信，我表示不愿参与。这次省委领导拉上我去大寨参观，看来是非让我参与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马烽的这次“遵命文学”，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1963年秋，当年还仅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太原，经新华社记者的引荐，见到了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陈永贵向毛联珏汇报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闻言大受感动，说：“你们这是坏事变好事哩！”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作报告。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播放了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录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为《大寨之路》一文，专门配发了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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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毛泽东生日宴

　　他一个劲地咧着嘴傻笑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还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了作为中国新型农民代表的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解释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50啦。”毛泽东笑道：“50而知天命哟。”

　　毛泽东借用孔圣人“知天命”一词，说得颇有“一语道破天机”的意味。

　　初见陈永贵：

　　不像村干部，纯粹是农民

　　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筒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钱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在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马烽说：“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约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写电影剧本的事，陈永贵早已知道。孙谦为了说明省委对这事的重视，特别强调了我本来已经担任了一个村‘四清’工作队长，是特意为写电影剧本抽调回来。

　　“谁想孙谦这么一说，陈永贵不冷不热地对我说：‘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谓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词，意思是指村干部贪污了多少粮食和钱。从他问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后来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陈永贵参加全国人代会，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时，一支‘四清’工作队像搞土改时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运动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当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老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陈永贵没想到的是，工作队完全撇开大队党支部，撇开他陈永贵，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用当年张子仪的话说：‘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种种传闻。工作队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当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认为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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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泪洒追悼会

　　马烽讲了他向陈永贵遗体告别的情形：

　　“1986年3月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我又是吃惊，又是遗憾，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去和他告别，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小车开到追悼会大厅门口，只见门外冷冷清清空无一人。我以为是把时间看错了，再看讣告，时间、地点都没错。后来司机同志说后院还有几个小厅，也可能在那里。当我们把车开那里时，我发现大寨的贾承让等一些干部都坐在台阶上抽烟。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于是人们拥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然后还是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车走了。”

　　马烽说：“陈永贵安安静静地躺在大厅中央的花丛中，削瘦的面部虽然化了妆，但掩盖不住满脸横七竖八的皱纹，这些皱纹刻划出了他一生的经历。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会大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瓶汾酒来，洒在他的遗体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识的，也应当以酒告别。可惜我事先没想到，深感遗憾。”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陈永贵(1914—1986)

　　山西昔阳人。先后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政府生产委员，中共大寨村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大寨生产合作社(后为生产大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和表彰。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1980年9月辞去副总理的职务。1986年3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马烽(1922-2004)

　　编剧、小说家，原名马书铭，山西省孝义县人。1944年在《晋绥大众报》工作期间，与西戎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1964年创作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续集，并创作长篇小说《刘胡兰传》。他和西戎的作品由于乡土气息浓郁而被称为“山药蛋派”。　　

　  孙谦(1920-1996)

　　编剧、小说家，山西文水人。原名孙怀谦。他写于1964年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是60年代描写为改变贫困面貌而艰苦奋斗的一系列作品中影响较大的一篇。“文革”后，他与马烽合作完成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曾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百花奖”。1985年，他又与马烽合作《咱们的退伍兵》，1988年，再次与马烽合作完成电影剧本《黄土坡的婆姨们》。他历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文联副主席，山西省影协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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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的孙女陈冬梅：爷爷的晚年生活(图)2008年03月25日 09:08文摘【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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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爷爷对你偏爱吗？

陈冬梅：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时，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太宽裕，粮食是定量的，每天的早饭很简单，小米稀饭加馒头。由于爷爷是家里的主心骨，有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国家有特供，所以奶奶每次都给他吃的是一大碗油茶汤外加4粒炒花生米。他每次喝油茶之前，先吃一粒，喝完油茶后，再美美地嚼上一粒，然后把放着其余2粒花生米的小碟子推到我面前，在家中其他大点孩子羡慕的眼神中，我享受着无法比拟的优越与满足。对我来说，因为爷爷的偏爱，那时每天早上便成了我最幸福的时光。

有时，爷爷还带我去楼下称上一元钱的红皮熟花生米，然后掏出兜里的小手绢包起来，回去后悄悄地藏在他的卧室里。我跟着爷爷睡，也知道花生米放在什么地方，有时会掏出一两颗花生米悄悄地闭着嘴嚼着吃，爷孙俩彼此心照不宣。有一次，花生米被几个大孩子发现，他们就趁爷爷不注意时偷着吃。过些日子手绢里便空空如也，爷爷发现后，看着这些又好气又可爱的孩子，只是笑着摇摇头。

记者：在爷爷面前有不如意的事吗？

陈冬梅：爷爷带给我的快乐时光真是太多了，数不胜数。不过我“怪”他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在街上看见别人吃蛋糕，不谙世事的我使劲盯着，一根手指放在嘴里吮着，还口齿不清地说：“爷爷，我想吃‘刀’（糕）”。他先是吃惊地问：“你要吃什么？”弄清楚是“糕”不是“刀”后，他没有说话，只是笑着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没给我买，当时感觉特委屈，心里面就有点“怪”爷爷不亲我。

可是后来爷爷却用他自己的方式补救了我心中的缺憾。那年我过生日，他为我做了一个金黄色的“蛋糕”！是用山西老家的黄米面做的，用胡萝卜片和青菜叶子摆成“生日快乐”的字样。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吃着他亲手蒸的土蛋糕，深知他的用心良苦。直到今日，我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

记者：在别人眼中，你小时候肯定是有优越感的。爷爷怎么看待这一点呢？

陈冬梅：我小的时候，曾经对那些穿破旧衣裳、穿露脚趾鞋子的人有一点戒备心理，但是当爷爷把一位流浪的小孩带到家里和我们生活了一段日子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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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的孙女陈冬梅：爷爷的晚年生活(图)2008年03月25日 09:08文摘【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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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她是陈永贵的孙女，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4年10月作为山西省高校唯一的代表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陈永贵的孙女——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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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冬梅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孙女。1977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学本科，管理学学士，在读硕士。1996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忻州师范学院电大部党总支书记、忻州师范学院团委副书记、忻州师院红十字会常务副秘书长、山西省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委员。2004年10月作为山西省高校唯一的代表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记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爷爷的影响有多大？

陈冬梅：爷爷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爷爷的精神使他成为世人眼中一个伟大人物。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令我肃然起敬的人的话，那就是爷爷。我的一生都将仰望着他。转眼爷爷离开我20年了，可我仍认为他不过是下楼给我买冰棍去了。

记者：印象中爷爷是什么样子呢？

陈冬梅：爷爷长着一对浓浓的眉毛，头发又黑又亮，脸上的皱纹像被雕塑家雷诺阿刻出来的一样线条分明，显得那样沧桑、平和、朴实。他鼻子高挺，嘴唇宽厚，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对我们总是微笑着。他站在那里一句话都不用说，便能让人感到一种威慑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一眼能看穿人的心思……我既深爱他，又敬畏他，这就是爷爷给我的印象。

记者：小时侯，在爷爷家你都干些什么？

陈冬梅：爷爷家里有许多书，我很喜欢。经常一进门就马上搬个小凳子，看图画书和小人书。爷爷见我看书，就拿出苹果给我吃，一边说：“这孩子爱看书，好啊！”爷爷在县里开会的时候，我也跟着去，周围的人都爱过来抱一抱我，表示亲近。我感受着人们对爷爷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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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爷爷身上你学到了什么？

陈冬梅：爷爷生活很规律，每天早起先步行到市场买菜，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打两套自创的“庄稼拳”，活动活动身体，回家后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参考消息》四种报纸是他每天必读的报纸。每次读报都是先看农业方面的新闻。他常常对我们说：“中国是世界上农民最多的国家，了解今天农民的变化，就知道了当代中国是什么样的。”

他对生活总是充满了信心，每天晚上都会戴上眼镜花一个多小时读文件和报纸，我便在旁边悄悄地拿他的放大镜玩，每当这时，他就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把自己看小些，世界就大些；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那时只觉得能变大的东西真好玩，自己也渴望快快长大，却不知他是在潜移默化地教给我面对困难的心态。

看我们坐在他身边很乖的样子，他开始教育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什么事都好商量，经济上不能马虎；自己吃了是攒肥的，给别人吃了是扬名的；路上有脏物，别人走开了，自己要去打扫；什么时候都不要怕，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人，什么办法都会想出来……

记者：听说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曾想把你带去培养成为一名艺术人才？

陈冬梅：有这事。郭兰英阿姨来家里作客，想把我带去培养成为一名艺术人才，被爷爷婉言拒绝了。

记者：与爷爷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陈冬梅：1986年的冬天异常冷，冻得刺骨，可因为我和爷爷在一起特别开心，并不感觉冷。一天，我在写字台上找到两个牛皮纸袋，拿在手里玩。他看见了，便接过手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全是硬币。他说：“这是我平时积攒下的，交给你一个任务，把这些分类数清楚。”我认真地按5分、2分、1分钱的顺序叠着摆好，数完后大约共有15元。我不解地问：“这是做什么用的？”他说：“唉，真想开春暖和了回大寨看看，我人回不去，等我死了，你们按老家的风俗给我撒一撒。”爷爷说这话时，我竟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过了几天就是大年夜了，我们几个孩子拿着爷爷给的10元压岁钱，高兴得追出追进打打闹闹，还在阳台上放了鞭炮和彩花，爷爷忙着跑出跑进张罗饭菜。爷爷做的饭很好吃，尤其是涮羊肉。记得他在厨房里，使劲将冻住的羊肉切成薄片，大家围着木炭火锅涮着吃。他盯着我们每个孩子看了又看，一脸的幸福。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与爷爷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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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者王 敗者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