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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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省上虞县，客籍江苏省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式如、叔言，号雪堂、松翁、贞松老人，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原籍浙江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县），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旅顺。
　　15岁中秀才。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淮安府山阳县为塾师并著书。二十二年与蒋伯斧等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二十四年创办东文学社。二十六年应鄂督张之洞之邀，任湖北农务局总监兼农务学堂监督。二十八年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监督。次年入两广总办岑春煊幕参议学务。三十年受江苏巡抚端方委任，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三十二年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
　　宣统元年（1909）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清朝遗民自居，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被溥仪任为南书房行走。逐渐参预清室的复辟活动。
　　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曾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
　　罗振玉以上虞县学第七名出身，应壬午（1882）、戊子（1888）两次乡试不中，自此潜心治学。中日甲午战争后，留意新学，翻译介绍日本和欧美农学著作，并协办武昌农校、江楚编译局、苏州师范学堂等。1906年起，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罗振玉自幼喜爱收集金石铭刻，终生不辍。因其学术见闻广，掌握资料多，又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等大量古物陆续被发现，以一家之力广泛收集各类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保存和流传敦煌遗书 敦煌莫高窟石室所藏古代文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后，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外国学者大量盗买外流。罗振玉于宣统元年（1909）来到北京的伯希和处，见到伯希和盗买的敦煌写卷，唐人写本等，当即拍照10余种，又就其部分内容编写《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遗书》等。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将敦煌石室残存的文书八千卷购下保存。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求购，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伯希和提供的遗书照片影印出版《鸣沙石室佚书》（1913），收书13种：《鸣沙石室遗书续编》（1917），收书4种：、《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30），收书30种、《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
　　与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其详细校订的题跋文字，大都见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卷下。《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几乎已包括了敦煌遗书中四部书籍的最重要部分。搜求和研究安阳殷墟出土甲骨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
　　1910年著《殷商贞卜文字考》，首先考定安阳小屯为殷墟，并正确地判明甲骨是“殷室王朝的遗物”。以后陆续将所见所藏编为《殷虚书契前编》（1912）、《殷虚书契菁华》（1914）、《殷虚书契后编》（1916）、《殷虚书契续编》（1933）四书，共收甲骨5000余片，是殷墟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最重要集录。所著《殷虚书契考释》，释甲骨文字达561个，并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释字原则，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是初期甲骨学研究中的一大进步。
　　保存清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内阁准备焚毁库档。罗振玉以库档中重要史料甚多，多方努力，终得保留，装袋存放学部。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又拟将其作废纸出售，罗振玉以原售价3倍的高价买回，保存整理，使大批珍贵的明清史料免遭毁灭。
　　整理汇集金石铭刻和古器物资料 罗振玉收集历代石刻及商周秦汉铜器拓片极富。在此基础上，他做了大量的整理出版工作，编著有《秦金石刻辞》（1914）、《殷文存》（1917）、《贞松堂集古遗文》及《补遗》、《续编》等。其中尤以《三代吉金文存》影响最大。该书收录商周铜器铭文拓本4831器，资料丰富，易于查检，为金文研究者所必备。罗振玉整理编集的石刻集录，亦不在少数，出版有《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西陲石刻录》、《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六朝墓志菁华》、《海外贞珉录》、《三韩冢墓遗文》及芒洛、东都、邺下、中州、襄阳、广陵、吴中、山左等冢墓遗文，收录了大量近代出土的墓志等石刻文字。罗振玉还大量编集影印了各类器物图录，如《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草堂吉金图》（1917）、《贞松堂吉金图》（1935）等。此外，还广泛编集了古器物范、明器、古镜、瓦当、玺印、封泥、符牌、钞币、刑徒砖、买地券等专集。其中不少文物已佚，藉罗氏集录得以保存图像及铭文。
　　印行汉晋简牍资料和古代秘籍英国的A。斯坦因曾在甘肃敦煌及新疆罗布淖尔盗掘大批汉晋简牍，由法国学者E。E。沙畹作《考释》。罗振玉根据沙畹的《考释》一书，与王国维重新整理，刊印《流沙坠简》（1914）一书，成为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开始。罗振玉还将日本及国内大量新发现的古代钞本及宋、明版本秘籍影印传留，如《云窗丛刻》、《吉石丛书》、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古籍丛残》等。
　　罗振玉的其他论著和序跋文字多篇，先后汇为《永丰乡人稿》、《辽居杂著》、《贞松老人遗稿》等。 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铜器铭文的编纂印行、简牍碑刻等古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刊布等方面。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上虞罗氏是个大家族，罗振玉曾父留下万贯家产。在罗振玉祖父过逝后，他的祖母方氏放弃与家族争产，携子女定居淮安。他的父亲由于经营典当业失败，导致负债累累，不敢居家。罗振玉出生时是祖母主政，她治家严肃，待人至厚，合封建论理及传统美德于一身，这对罗振玉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从小性至驯，不为嬉戏，至晚年“始终手不释卷，笔不停书”。
　　罗振玉自小聪慧，但体质太弱，老师把课程放慢，让他多自学，以致他从小就养成自学的习惯。他从年少始就表现出对金石文物的高度兴趣，他十五岁自学篆刻，次年游西湖时摩挲诸山题刻，流留忘返，十八岁辗转购到古镜一枚。十六岁那年，他担起应付债家，奔走衣食的责任，童年的春风化雨成了遥远的记忆。家庭的重担不能窒息他对学业的追求，他每晚挑灯夜读，以此为乐。光绪十二年（1888），长兄殁而无以为殓，妻子出当陪嫁品办丧事。光绪十六年（1889），他祖母过世，两年后妻子也因产后蓐劳而卒。一连串的不辛造就了罗振玉锤炼坚轫的意志。
　　光绪十三年（1887）起，罗振玉为人童子师，这虽勉以维持生计，却无法清还债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来到上海，与蒋伯斧合资创办「农学社」，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翻译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他认为富国就要发展农业，希望这能给当政者切实可行的富国谋略。此外，他也编辑出版了《农学丛书》，这对中国展开农学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除了农业后，罗振玉还究心于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与朋友办东文学社，以后又多次应聘到湖北、广东、江苏等地办学，并且创办了第一个教育界专门刊物─《教育世界》。东文学社最初目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材，当时沈肱、樊少泉及王国维都是该校的学生，他们曾因月考不及格而面临除名的危险，罗振玉因了解他们一贯学习努力而允许他们留下来，对王国维而言，进入东文学社成了他走上学者道路的契机。宣统元年（1909），罗振玉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即奉命赴日本考察，考察归国后，立即建新校，设试验场，造就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
　　宣统嗣位后，内阁大库险遭焚毁，罗振玉不忍清初重要史料遭此厄运，于是上下周旋，才使十几万斤的档案和典藉免遭火难。搬运出来后，部份档案却被历史博物馆以「烂字纸」及该馆「绌于经费」为由，出卖给同懋增纸店作「还魂纸」,罗振玉得知后，许以三倍价钱买下所有档案，他为此奔走京律筹款，变卖私藏，还举了私债，在造纸厂换回这批「烂字纸」，而出卖历史档案的历史博物馆，更成为近代文化史上的笑话。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办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刊布《流布?简》，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罗振玉虽然至力中外学术，但主要的目的还是以「西人学术」资「中学之助」，他主要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发展国学上。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朝遗民自居，长期侨居日本。1919年返国，他参与清室的复辟活动，曾在由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满州国」中担参议府参议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在政治立场上，他是保守的。不过，他整理金石文字、抢救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藉、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他还曾为印书而断炊，在艰难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为文化的延锦流长留下了辉煌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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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克坦（1853-1911）字仲平，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晚清大臣。
　　光绪十二年进士，以编修历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充满蒙文学堂监督。有请达海从祀文庙者，伊克坦以达海创定国书，翻译经史，有功圣教，允宜附祀，即为代奏，略言：“学官立於汉京，而配享实始於唐代，宋、元以来，迭有增祀，大率以阐明圣学，有功经训为断。汉儒许慎，特因说文解字，功在经籍，专隆升祔。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指授文臣创立国书，传译经史，宣布文教，尤极千古未有之盛。夫国书字体，创自文臣额尔德尼及噶盖等，而仰承圣意，汇集大成，详定颁行者，实唯儒臣达海。达海以肇造贞元之佐，擅闳通著述之才，历相两朝，瞻言百里。其初奉命详定国书，重加圈点，发明音义；又以国书汉字对音未全，於十二字头之外有所增加，而国书之用乃广。复定两字切音之法，较之汉文切音，更为精当，而国书之制乃备。翻译经典，昭示群伦，功不在传经诸儒下。崇德十年，既蒙赐谥文成，康熙九年，复奉赐文立碑，隆德报功，永受恩泽。旋有学士阿理瑚奏请从祀文庙，礼臣复奏，以为创造国书，一艺之长，不当从祀，未经议准。查达海详定国书字体，实禀太宗指示而成。作者为圣，述者为明，非唯羽翼六经，抑且昭示百世。部议谓仅一艺之长，实未深知体。达海於圣经有表章之力，於后学有津逮之功。方今宗学、旗学兼重国书，并奉旨特设满蒙文学堂於京师，奉省亦经奏立八旗满蒙文中学堂。揆诸古者释奠祭师之谊，达海应得附祀，核与汉儒许慎从祀之例亦属相符。仰恳俯准达海附祀文庙，并请敕建专祠於盛京，以昭矜式。查盛京东门外尚有达海茔墓，榛莽荒芜，碣碑剥落，并请敕下所司修治看护，用示朝廷崇尚实学、荩念儒臣之至意。”
　　又代陈典学事宜，略言：“伏读雍正三年世宗宪皇帝谕：‘帝王御宇膺图，咸资典学。我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而好古敏求，六十馀年孜孜不倦。’又喜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帝王之学，在於贯彻天人，明体达用，以见诸施行，与经生寻章索句者不同。’仰见列圣相承，重视典学之至意。我皇上睿哲性成，聪明天纵，冲龄践祚，洪业肇基，当此春秋典学之时，实为圣敬日跻之始，伏维监国摄政王薰陶德性，辅养圣躬，慎选侍从，左右将护，亦既渊冲翕受，法戒靡遗。唯是皇上一念之张弛，系万机之治忽；一朝之规制，系薄海之观瞻。有不得不慎之又慎者，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一，请崇圣学。易端蒙养，礼重师教，书述逊敏，诗颂缉熙，圣学精微，非寻常科学范围之所能及。宋儒有言‘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与我仁宗睿皇帝典学之谕用意正符。今我皇上典学之初，应定教学科目，自应会通今古，融贯中西，不可拘於旧例。伏乞简派儒臣，详细筹订，鉴成宪，酌时宜，毋徒陈进讲之空文，毋虚循延英之故事，庶足以开张圣听，裨益亶聪，以立圣学圣治之基。一，请择贤傅。旧制师傅向以大臣选充，期於老成典型，成就君德，然或入官从政，讲学非其所长。老师大儒，潜德隐而勿耀，而教育精深，尤非研究有素，不能取益。拟请敕下内外大臣，各举所知，勿拘资格，略仿乾隆十四年诏举经学人员成例，择其品端学粹、教育卓著成绩者，请旨召用，隆以师傅之任，分门讲教，而仍派大臣总司其成，俾专日讲於经筵，不必更劳以职事。其任弥专，其责弥重，其效弥速，使天下晓然於尊师崇儒之意，庶儒林有所矜式，而圣德日进高明矣。一，请肃规制。古者圣王教胄，必选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与之居处，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我皇上毓德方新，始基宜固，旧制选派内监伴读，似不足以肃学制而广箴规。拟请改选王公大臣之贤子弟昕夕侍从，斅学相长，并参考学校制度，建设讲堂，陈列图书彝器，观摩肄习，以收敬业乐群之效。以上三事，仅举大纲。我皇上今日之言动起居，罔有勿敬，即异日之立政敷教，罔有勿臧，此尤根本之至计，不可不谨之於渐，而慎之於始者也。伏念朝廷广励人才，振兴教育，侁侁学子，争自濯磨，皇上典学伊始，益宜宏兹远谟，以慰天下士民之望。”
　　宣统三年，伊克坦与大学士陆润庠及侍郎陈宝琛，同奉命直毓庆宫，朝夕入讲，遇事进言，忧勤弥甚。丁巳复辟，润庠已前卒，宝琛为议政大臣，伊克坦一不争权位，日进讲如故。及事变，誓临危以身殉。伊克坦忠直有远识，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而左右虑患深，务趋避，时复相左。伊克坦忧郁遂久病，日寄於酒。癸亥，卒，年五十有八，谥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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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坊（？～？） 清代官员，曾为宣统皇帝之师。字士言，号醒生。今临清人。出身官宦世家，捐为户部主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逃，徐坊追随而去。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尚书荣庆荐，越级擢升为国子丞。后为宣统皇帝之师。卒后为正一品封典，晋赠太子少保衔，谥“忠勤”，国史馆为其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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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藩（1861-1937）江西莲花人(今萍乡市莲花县)。字艾卿，号定园，朱益浚之弟，光绪庚寅翰林，官至湖南正主考，陕西学政，上书房师傅(当任溥仪的汉文老师)，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即今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著名书法家。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朱益藩之父是咸丰年间进士，在父亲熏陶下，朱益藩四岁就能写一手好字。朱益藩于光绪十六年恩科会试中贡士，殿士二甲第九名，赐进士出身。在保和殿御试时，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三年大考翰林，取一等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读学士，钦命南书房行走，兼经筵进讲大臣，在养心殿为光绪皇帝和皇后讲《贞观政要》。”后多次外放为正副考官及学政。曾任奉天乡试同考官，湖北省乡会试副考官，湖南省乡会试正考官，浙江省乡会试正考官，陕西省学政等职。宣统元年（1909年）任宗人府府丞，宣统二年（1910）授都察院左副都御使。
　　辛亥革命后回籍。一九一六年受清宫小朝廷之邀为上书房师傅，教授末帝溥仪直至一九二四年其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担任溥仪的师傅期间其受到信用，与闻机要，兼为“御医”，在毓庆宫诸位师傅中间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陈宝琛。溥仪出宫后他管理“清室北京办事处”，仍负有为溥仪谋划之责。“九一八事变”后，朱益藩“但主拒，不主迎”，态度鲜明，溥仪出关，他不但不随行，而且至死没去过长春。后迫于生计，曾在北京琉璃厂挂笔单鬻字为生，今北京东琉璃厂信远斋的匾就是朱益藩题。朱益藩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病殁于北京。溥仪闻报极为伤感，依例追赠“清故太保”，谥“文诚”，赏银5000元治丧。朱益藩同时又善诗能文兼精中医学，可惜生前所著的诗文手稿均在文革中焚毁，几乎无一存世。
[编辑本段]相关资料
　　朱老先生可是光绪和溥仪两代皇帝的帝师，当年他给光绪当师傅时名声就很不错，深得光绪信任。民国成立后，他养花种菊，准备终老南山。袁世凯称帝时，多次派人请他出山，老爷子不为所动。
　　可北京方面请他出来给溥仪当汉文老师他为啥又出来了呢?这不是出于复辟帝制的梦想，而是出于对光绪知遇之恩的报答。他是1915年应邀来京的，1916年3月，他请假回家把家眷接来，在秦老胡同住了下来。当时，溥仪的老师有五个，汉文老师：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满文老师：伊克坦；英文老师：庄士敦。因为朱老先生曾是光绪的老师，溥仪赏他二品顶戴花翎，紫禁城内坐二人抬暖轿，赏穿素色貂褂，每月开500块大洋，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日，照例还有数百元赏赐。老爷子的待遇可是不低。
　　按他的经历和身份如果安安稳稳地当个遗老，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的。可朱老爷子偏偏在这生命的尾声阶段，做出了几件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事儿。人们这才明白，这个遗老不但不是老朽之人，还深明大义，能跟上时代潮流。
　　头件事是这样的。1917年，围绕着中国是否派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产生了严重分歧。黎元洪手下没兵，镇不住皖系军阀段祺瑞，就把驻徐州的张勋请出来搞调停。张勋正想钻空子呢，就带着辫子兵进了京，图谋复辟满清王朝。张勋和朱益藩不但都是江西老乡，还都是前清的宠臣，两人亲密如哥儿俩。朱老先生在秦老胡同的宅子，原先就是张勋的公馆，是张勋半卖半送给了朱老先生的，朱老先生能不惦记这个恩情吗？张勋一到北京，就在江西会馆摆开酒宴，请朱老入席，一是叙叙友情，更重要的是想说说复辟大计。酒过三巡，朱老先生怎么越听越不是味儿呀，什么兵逼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再把溥仪抬出来登上皇帝宝座……老先生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劝张勋说，现在的形式非比昔日，大小军阀虎视眈眈，正要准备互相残杀，你把溥仪抬出来能收拾得了局面吗？就靠你手下那三五万辫子兵，根本坐不住啊。张勋牛脖子一梗，说有人支持我，怕什么！朱老先生一脸悲戚地看着张勋，端起酒盅只好在心底暗暗为他祝福。张勋复辟以后，紫禁城里的遗老遗少们那份儿乐呀，一个个翎顶袍褂的，排着队进宫叩头，给皇上请安谢恩哪。人堆儿里就是没有两代宗师朱益藩的影子。这是很出人意外的。现在的研究者认为，朱老先生此举不是表明他对晚王室不忠心，也不是说他是个封建制度的背叛者，只是说明他能权衡利弊，顺应民心，这也许是他的民本思想在起作用吧。张勋的复辟只历时十一天就寿终正寝了。张勋仓皇逃亡中才十分后悔当初没有听朱益藩的话。当然，在劝张勋不可妄动的人中也有清王朝的忠实走狗大太监小德张，他也是张勋最要好的朋友，不过，他是从军力的角度着眼，而不是像朱益藩大局着眼的，这是他们二人的根本区别。
　　到了1924年，冯玉祥率国民军进驻北京．将溥仪逐出紫禁城，溥仪匿居天津张园。自此，朱益藩与溥仪分离两地，但朱益藩还经常坐火车去天津看望薄仪，双方书信来往也很频繁。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秘密策划成立伪满洲国，要溥仪当傀儡皇帝。溥仪举棋不定，便派人接朱去天津商谈。朱老先生到了天津，一身凛然正气，怒斥郑孝胥的汉奸论调，力陈伪满洲国不可立的缘由。为此，他曾跪在昔日的皇帝脚下，老泪纵横地苦苦谏劝。一个封建老臣能有如此民族大义确实难得，这也就是让近代史学者们对他刮目相看的第二件事。1932年4月9日“满洲国”宣告成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溥仪成了万人共诛的民族败类。朱益藩羞辱难当，气愤之极便责令儿孙把存挂在厅堂内的溥仪赠给他六十大寿的祝寿诗，还有溥仪送的名画《恽寿平仿李成山水轴》、《赵伯驹玉洞群仙图》统统取了下来，以示对溥仪的极大大不满。
　　说起溥仪给朱益藩的生日礼物，那还有些故事。有一次溥仪了解到朱益藩晚年得子，就将自己小时候的一套精致的军乐队泥人玩具取出来赏给了他。平时遇到朱的生日，一般赏赐些绸缎及内装金银锞子的荷包等物，皇帝的妃子对他也各赏赐一份。可是在1920年朱益藩六十大寿的时候，溥仪的赏物就显得不一般了，他赏了御制诗一副，白玉如意一柄，镀金佛两尊，古画一轴以及对联、福寿字等，说明溥仪对他是很敬重的。朱益藩一直将此御制诗挂在厅堂里十几年，说明他对溥仪也是很感念的。但这份情感再重，也挡不住民族大义的力量，所以他宁愿割舍这份情义，也要坚持自己的为人原则。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秦老胡同在清朝灭亡以后能“行走”了他这样一位两朝遗老也算没有白起这么个美名吧。
　　朱老先生的书法很好，他写的楹联、条幅、中堂、册页、扇面以及长卷寿屏，实属书法精品，他的书品在清宫地位甚高，求书者众多。自从离开溥仪后，他一直在北京荣宝斋南纸店挂笔单卖字。他晚年仍致力于钻研书法，若遇亲友探问，提到诗文书画以及史料掌故，还是侃侃而谈，不能自已。但其性格倔强，誓不与国民党当道者来往。1936年春节前，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天津市长萧振德派人给他送来《四书》和狐皮筒袍，以示敬意。谁知朱益藩竟不接见，使来人十分难堪。第二年3月，这位老人就在北平逝世了，享年七十七岁。
　　说到他的逝世，有些故事值得聊一聊。他于1937年3月10日在秦老胡同寓所病逝后，北京各报均刊载了讣闻。溥仪马上指派留京办事处的载涛代表致祭，带来了一些东西和5000元治丧费，还诰授了光禄大夫等三个头衔名号，算是对他的至高礼遇吧。原打算停灵四十九天，做完了七七后开吊发引，没想到他的继室夫人易玉燕因伤心过度，在他死后第四十天就突发心脏病而死，这样，朱益藩夫妇的丧事就在1937年5月1日同时开吊受奠。前来登门祭奠的，有逊清室代表、北平国民政府和军事等各界要员或他们的代表、故旧、门生、亲朋好友及北平市民等，终日络绎不绝。5月2日出殡，用六十四个杠夫的“皇杠”。出殡队伍由东四十二条出发，经东四大街至东单牌楼，又经东长安街、旧户部街、前门，直至西珠市口，再进西砖胡同，然后送进了南城的法源寺停柩。由于朱老先生门生故旧很多，再说他又给许多大商号写过招牌，给穷苦市民免费瞧过病、送过药，所以设路祭的、加入队伍的送葬人很多，葬礼十分隆重。
　　朱家原本把他的灵柩送回江西老家安葬，可以为很快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只好安葬在广安门内吉安十属义地。后该地被征用，就迁葬永定门外南苑公墓。“文革”中这个墓地被平为耕地，朱墓早已查无下落了。只有他当年住过的秦老胡同仍未改名，给今人留了点儿念想。
[编辑本段]书法名家
　　朱益藩四岁就在他父亲朱之杰的指导下识字并习作大字，受到过严格的馆阁体书法的训练。早年学习欧、柳、赵诸家，中年兼师李北海、米襄阳等。朱益藩入值南书房时即以擅长书法闻名，经常承代御笔书写匾额、春牌、福、寿字等。居京期间，得以观览内府所藏大量的古代碑贴及名家手迹，并同当时的王公大臣交往过程，开扩了眼界，书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他重视通过临摹承继前人的书学成就，习字勤奋，博取众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七十寿辰的时候，溥仪给他的寿诗中就有“善书健腕犹飞白，旨酒温颜自渥丹”的句子，对他的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以肯定的说，他是当时宫廷书法家中的最出色的一位。
　　朱益藩的字用笔妍丽遒劲，雍容冲和，宁静淡雅，法度严谨，充满文人气质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和刘春霖等人固守着馆阁体的最后一块阵地，宫墙的外面，书法已经是碑学的天下了。书法的历史无情的走到了后科举时代，悲剧已经不可避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书法史上有一个朱益藩，尽管书法给他的生前带来别人难以想象的荣耀。在现代人的视野里，他书法的线条是那样的纤弱，单薄，但字里行间还是有着淡淡的诗意。是感伤的诗意？还是怅惘的诗意呢？可能只有他自己能读懂，他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诗意、最后的一曲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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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


　（Reginald·Fleming·Johnston ,1874--1938）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1898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1919年2月，赴京，开始了“帝师”生涯。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庄士敦是一个汉学功力深厚、具有学者素养的人，他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如《佛教徒在中国》、《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等。但令其声名大振的即是1934年出版的这本《紫禁城的黄昏》。 庄士敦不仅对溥仪竭诚尽忠，也为古老的皇宫带来了新的气息，深受溥仪崇敬。但在大量中国文献中，都不约而同将他写成西方文化的代表，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甚至说庄士敦教英文是假，实际上是小朝廷与英国使馆的联络人，是英国特务。而在英国人的眼中，庄士敦又是一个过于热心拥抱异国文化的怪人，甚至是一个一心效忠外国主子的“英奸”。1938年，庄士敦去世，终身未娶。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末代皇帝宣统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字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作为“帝师”，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中国通”，虽然长相上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相，但他满口十分流利的“京语”，平时一概穿大清朝服，行大清礼节，崇尚儒家思想。庄士敦在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了34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等，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古怪的佛教徒”。光绪三十年（1904），经骆克哈特推荐，庄士敦被英国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他原先是信仰基督教的，到了中国后开始兴趣于中国佛教。他为此阅读了大量的佛家经典，并遍访中华名山宝刹，与众高僧、法师探讨研究佛教理论的玄奥和释典的妙谛，从此不再到教堂作礼拜。他还特别爱好出外旅游，光绪二十八年7月，他先后穿越中国云南和越南，然后又到缅甸考察；三十二年（1906），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务是考察佛教圣地，为他研究佛教理论了解和搜集第一手基础资料；民国二年（1913），他又一次走上了最终一站为普陀山的旅行，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 《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对佛教赞扬备至。庄士敦认为：“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所以又产生了一种说法，就是说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方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才是拯救世界未来的良方……”由于他两次上普陀山礼佛，因而引起一些在中国的 “洋人”的猜疑，说他去普陀山是为日后出家当和尚做准备的，说法很多。赵毅衡在《我的老同事庄士敦》一文中提到：“……例如他早年在威海卫去佛庙烧香，在华西方人就说他准备辞职到普陀山出家做和尚，甚至说他已经受过戒。”（摘自《万象》2001年9月），当然这些只是说说而已。
　　民国七年（1918），浙江鄞县绕虎桥村人、1914年任国务卿的徐世昌（1855～1939年）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不能继续为失去权力而仍保留帝号的溥仪 （1906～1967年）当老师。为适应溥仪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和英语的老师。经清末大臣、洋务派和淮军首领李鸿章 （1823～1901年）的次子李经迈（1876～1940年）推荐，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使馆交涉，民国七年（1918）8月2日，庄士敦成为溥仪的 “帝师”，到民国八年（1919）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赴京，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14岁，而庄士敦已45岁，他被溥仪称为“苏格兰老夫子”。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英国政府在其离开威海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溥仪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民国十九年（1930）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版了《儒家与近代中国》。他还撰写了《佛教中国》、《狮龙共存威海卫》、《紫禁城的黄昏》等有关中国的著述。从1931年到1937年，他在东方学院任汉学教授，还曾当过当代中国文学大师钱钟书的老师。
　　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溥仪，向他介绍西方文明，使溥仪大开眼界，因此，他对溥仪的一生影响颇大。同时，他也是清室的保护人，他赞成复辟大清。溥仪曾赐他头品顶戴，御书房行走等职。
　　溥仪被逐出宫时，他曾通过英国使馆向民国政府施加压力。溥仪去天津后，庄士敦到威海卫当专员。回国后他接受了爵士爵位，任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外交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他代表英国外交部来中国办理归还威海卫等遗留问题时，顺便又到天津去看过溥仪，对溥仪的前途深抱希望，并请溥仪给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写了一百多字的序言。1935年溥仪在长春时他也曾去看望过，
　　庄士敦一生仅在亚洲时间就有二十多年，他到过中国内地各省份，游遍了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同时，他也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的民俗和风土人情，对中国的儒家、老庄等哲学思想也有研究。溥仪对庄士敦也非常友好和尊重。
　　庄士敦一生未婚，老年用其著作的版税，在苏格兰买了一个小岛，并升起了满洲国的国旗，在其住所办了一个陈列馆，陈列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及饰物等。1938年3月6日逝世。享年64岁。
　　其著作还有《威海卫狮龙共存》《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佛教徒的中国》《儒教和近代中国》《中国戏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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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20），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1884年上书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因此触怒慈禧太后，“几罹重谴”，遂于1885年辞官归乡。中法战争前后，加入张之洞幕府，成为张之洞宦海生涯中最得力的僚属。
　　梁鼎芬自受聘入幕，即成为张之洞仕途中的智囊，力参运筹帷幄事宜。张之洞每遇大事必以咨询，辄深谈竟夜，习以为常。维新运动兴起之初，梁鼎芬为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合作引线搭桥。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张之洞捐资5000两作为会费，表现出支援之态。继而，康有为南下与张之洞商议组织上海强学会，梁鼎芬斡旋于张、康间，成为二人合作的重要促成者。
　　梁鼎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康有为与梁鼎芬十六舅张鼎华系忘年之交，这也成为梁鼎芬与康有为的情感纽带。自梁鼎芬入翰林初次认识康有为始，二人“恒有往还”，而后结成“至交”。1885年梁鼎芬辞官回籍，会见康有为，康曾赋诗感怀：“一别三年京国秋，冬残相见慰离忧。代陈北阙有封事，醉卧西风剩酒楼。芍药翻红春欲老，杜鹃啼碧涧之幽。繁花零落故人往，惆怅当时旧辈流。”梁鼎芬很欣赏康有为通中西学之识，谋强国路之志，以“天下士”视之。
　　1888年，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即现广东省广雅中学），梁鼎芬为广雅书院第一任校长。
　　1895年康有为欲在上海创强学会时，张之洞也正苦于寻求救世之道。因此，深知张之洞心思的梁鼎芬极力促成张、康合作。是年11月康有为来到江宁。此时，张之洞正因次子溺死而伤痛不已。梁鼎芬为替其排忧，生出一策，劝张之洞与康有为谈书论说“藉以排遣”。经梁鼎芬牵线，康有为在江宁居20余日，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从而得以“合请香涛为发起人”，促成张之洞慨然应允捐资银两作为会费。
　　梁鼎芬还极力促成张之洞支援、赞助《时务报》创刊。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强学会牵连而停办。1896年1月20日，顽固守旧人物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北京强学会因而被查禁。张之洞闻之恐受牵连，立即电嘱停办上海强学会。但维新人士并未就此放弃维新变法宣传。黄遵宪与汪康年欲筹办《时务报》。为谋求张之洞支援，他们屡次致函梁鼎芬求援。为开报馆事梁鼎芬鼎力相助，“屡向南皮言之”，最后促使张之洞支援《时务报》，使得该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亦使张之洞救国心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怀。
　　但梁鼎芬毕竟不是维新派。对待维新，他与幕主张之洞态度基本相同。他试图将维新活动纳入“中体西用”的洋务轨道，于是他又成为张之洞干预《时务报》的中介人。在《时务报》刊行过程中，梁鼎芬总是“严加匡正”。对与“中体西用”洋务纲领相契合者，表示欲作“楹贴”予以称赞；对越出“中体西用”轨迹的，则极力抑压。当1897年11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刊发《变法通议》大倡民权时，他则警示汪康年“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并责问汪“弟自云不附康，所以至是？”要求汪康年“处华夷纷杂之区……当存君国之志，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顽固守旧派诋毁排斥之势日盛，帝后党争如箭在弦。几经政治风雨的张之洞谙熟政局，因而深恐自己被人揭露与维新派的关系，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于慈禧而有别于康、梁的心迹。但他又犹豫不决，便向梁鼎芬谋求对策。梁鼎芬审时度势，认为“康梁必败”。因此，他劝张明确划清与维新派的界限。
　　在梁鼎芬的谋划下，张之洞便将那提倡变法的《强学篇》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其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10月16日，梁鼎芬、朱一新等又将书中忠君卫道部分加以检注，重编成册，而后收入《翼教丛编》，成为反对维新之代表作。又将《劝学篇》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表示反对变法之态度。可见，张之洞《劝学篇》的问世与梁鼎芬的影响不无关系。
　　此间，张之洞还欲创办自己的舆论阵地──《正学报》，“以昌明正学，宏扬圣道”，表其忠君卫道立场。张之洞将重任委于梁鼎芬。梁鼎芬不负张之洞厚望，以笔代刀，口诛笔伐康党为“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其疏劾维新志士的文章“词气壮厉”，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两湖人士”，颇有影响力。梁鼎芬的所作所为，使张之洞在戊戌政变的风波中站稳脚跟。
　　义和团运动时期，梁鼎芬又促成张之洞镇压自立军起义。1900年春夏之交，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时，张之洞门生、维新派唐才常等领导自立会成立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在对待自立军问题上，起初张之洞态度暧昧。当时，唐才常托人劝告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观望形势，不表态，也不干涉。梁鼎芬惟恐张之洞“心慈手软”，而“与佛尘合作”，故针对此事致函张之洞，以忠孝之道警示“祸将不测，看此举动，明系合伙同谋，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杀贼报国，肃清海宇，功有专属，责有专归，此等大事，当语仁公，首先料理。”并悚以危言，若“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为达到说服的目的，梁鼎芬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在梁鼎芬的苦劝下，张之洞审时度势，于1900年8月22日，在英国人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紧要关头，梁鼎芬又协助张之洞作出决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总之，在张之洞宦海生涯中，梁鼎芬推波助澜，挡风遮雨，尽其能事，力助张之洞度过晚清政局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因此，他不愧为张之洞身边智囊中最为得力的幕僚之一。
　　1892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两湖书院，遂邀梁鼎芬出任史学分教，主讲中学。自此，梁鼎芬与张之洞几乎形影不离，成为张之洞创办近代教育的得力助手。1894年张之洞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复聘梁鼎芬任钟山书院山长。1895年底，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梁鼎芬亦辞别钟山书院随之到湖北。湖北是张之洞悉心经营之地。自1889年任总督一直到1907年进京，张之洞督鄂近18年之久，其中尤以办教育功绩最为卓著，而梁鼎芬正是最得力的助手。张继煦在谈到张之洞督鄂时说，“惟鼎芬之于学务，……公实倚之”。
　　在梁鼎芬的努力下，两湖书院被改造为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新式书院。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均突破八股制的旧式书院风格。他负责制定的《两湖书院章程》则成为近代新式书院的范本。书院所聘教员皆为新旧学兼习的饱学之士，如经学教员易顺鼎，史学教员汪康年、杨锐，文学教员杨守敬等，都是旧学各有专长，新学亦有素养者。
　　1902年，梁鼎芬又对两湖书院进行改造，更名为两湖高等学堂，课程调整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财政学、兵事学等八门，使两湖书院演变为包括文、理、法三科的高等学堂，开两湖大学预科学堂设立之先河，为清末地方书院改制提供了借鉴。梁鼎芬还辅佐张之洞筹办农务、工艺、军事等各类专业学堂。1896年他辅佐张之洞创设武备学堂，次年又筹设农务学堂。在兴办各类新式学堂的过程中，鉴于师资力量不足，尤其是中学师资更为匮乏的状况，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了第一所湖北师范学堂，梁鼎芬出任监督，具体负责学校一切管理事宜。在师范学堂，梁鼎芬除设置普通课程外，还增加了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和学校管理法等学科，并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场所，湖北师范教育初具近代规模。
　　1904年，为进一步缓解各处学堂急缺教员的问题，梁鼎芬督同胡钧等将两湖高等学堂（原两湖书院）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分设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等，将两湖总师范学堂建成可容纳1200多人、具有近代学校性质的师范学堂。学校建成后，梁鼎芬被张之洞任命为学校监督，悉心秉承张之洞意旨，“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竭尽全力培养“读正史”、“崇正学”，志在挽救中国贫弱的育人之师。在张之洞与梁鼎芬的共同努力下，两湖总师范学堂培养出大批具有近代文化素质的师资队伍，为普及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梁鼎芬还协助张之洞开展近代留学教育事业。1898年，他助张之洞实现派吴禄贞、吴祖荫等20人赴日本学习军事一事。1899年他们将12名学生派往日本学习农、工、商。1902年7月，又将30名师范学生派往日本。对倡办游学二人不遗余力且乐此不疲。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梁鼎芬说：“游学东洋学生，已派20名。写信之日到，一切甚费心力。与南皮合办成此一事，……当一快也。”其欣慰之情跃然纸上。
　　梁鼎芬与张之洞共同创办了近代军事教育。1902年，他与张之洞商议在湖北创武高等学堂二所，一所“募德国教习三员教之”，分设战法、舆地、测绘、军械、炮队学等10门学科；另一所“略仿日本户山学校，专取在营已有阅历之武职官弁队目，而又文理明顺者充选，使之研求学术，增进智略，募日本教习五员教之”，设课目13门。他们力图通过对军事人才的培养，整饬落后废弛的武备，提高清军战斗力，从而拯救衰颓在即的清王朝。
　　1904年，梁鼎芬担任张之洞所创新军营务处首席提调。湖北新军的成长与他的苦心经营息息相关。他“以一身兼新军训育统领重任”，领导新教育，于新军之孕育养成，为功至伟。张之洞、梁鼎芬经办新军本来是希望维护朝廷统治。但事与愿违，湖北新军恰恰是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因而梁鼎芬“实亦间接有助于辛亥革命”。
　　梁鼎芬还是张之洞改革旧式教育体制的高参。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省成立全省学务处，主管全省公、私立大、中、小学堂及留学事宜。梁鼎芬即担任学务处文学堂总提调，具体掌管全省文学堂教育行政管理，负责制定与检查各学堂的课程、学生毕业年限、教职员的任用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相当于省教育厅一级的管学机构。1904年，张之洞在文武学堂总提调之上设学务处总提调一职，又让梁鼎芬担此重任，全权负责管理湖北全省教育工作。梁鼎芬对自己和张之洞开创的教育业绩颇感自豪，曾自题门联“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
　　张之洞更是充分肯定梁鼎芬的教育功绩，称其“学术纯正，待士肫诚，于教育事体，大纲细目擘画精详，任事多年，勤劳最著”，并请求朝廷赏加二品衔，以示鼓励。
　　再入庙堂之高的梁鼎芬仍操守如旧，并不看重头上这顶乌纱帽，更不因早年“建言获罪”而却步。先具折奏请化除满汉界限，继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宫觐见皇上和太后，当面弹劾慈禧晚期宠臣，指斥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同时，梁鼎芬还弹劾直隶总督袁世凯，说他“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
　　连张之洞最初也不知有此疏，闻而叹息，惧受牵连也。果然，忠心不得好报，再度被激怒的慈禧下诏“诃责”，梁乃“引疾乞退”，以江苏镇江焦山海西庵为清静之地，与世隔绝，闭门读书。
　　光绪卅四年（1908），皇帝和太后先后死去，梁鼎芬“奔赴哭临，越日即行”。当时，张之洞已以军机大臣入阁管理学部事务，但其并不前往拜谒而求进身。第二年张之洞死，梁鼎芬闻之亲往送葬直至原籍南皮。至武昌革命党人举事，梁再入北京，得到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推荐，又奉命以三品京堂候补。不久，奉派为广东宣慰使，其时南方正燃烧革命烈火，梁鼎芬无法赴任，乃两度前往梁格庄清西陵，叩谒光绪皇帝的暂安之殿，在梓宫前“瞻仰泣涕”，为表达其景仰思念之情，还在寝殿外面露宿。然而，直到宣统皇帝退位，其候补身份，也未获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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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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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颜回
　　为政第二
　　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公冶长第五
　　9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26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雍也第六
　　3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7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11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述而第七
　　11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罕第九
　　11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20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21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先进第十一
　　3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4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7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8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9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10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11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19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23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颜渊第十二
　　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卫灵公第十五
　　11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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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已锁定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１２时５０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７岁。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山西省交城县人，原名苏铸，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1940年任交城县各届抗日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以后，在湖南湘潭任县委书记、地委专员等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中共中央主席（1976年10月—1981年6月）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76年10月—1981年6月）
　　国务院代总理（1976年2月—1976年4月）
　　国务院总理（1976年4月—1980年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81年6月—1982年10月）
　　中共中央委员（1982年10月—20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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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　　[赵紫阳](1919—2005)河南滑县人。
　　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先后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40年6月后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二地委(后改称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
　　1945年8月起，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政委。1947年秋率地方干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区副政委，参与开辟桐柏解放区。
　　1948年参加邓县战役、襄樊战役。
　　1949年3月后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广州军区第三政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1971年起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
　　1975年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80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他是中共十至十三届中央委员。
　　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
　　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出他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同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2005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