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辛亥革命10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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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伟人如孙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我们从他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孙科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更在自身修养、生活素养方面做了一个引导和表率，让孙科成为国民党要员中一个以能“看看书”而闻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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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做一个伟人的后代，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外人会经常下意识地将其与父辈拿来作比较。做个平常人显然就是没有沿承父辈风范，但超越又何其难？何况，孙科的坐标系，是孙中山这样一个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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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曾经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类的论断，而鲁迅先生也有句很大胆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与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只有头脑简单的庸俗之人，才会说出“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使是被认为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成功的曾国藩，子孙后代也是人才辈出，但影响力上终究没有一个超越了曾国藩，却也是事实。电影续集总是不如第一部好看，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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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腐朽垂死，外有西方列强的激烈冲击，整个中国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民族乃至中国的未来寻找一个自强的出路的理想，造就了许许多多为革命振臂一呼、奔走一生的坚定革命者，而孙中山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大而化之，产生一个对历史、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伟大人物，除了与生俱来的素质及后天的自身努力外，也有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索，否则，该如何理解“时势造英雄”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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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开具体的客观环境，透过孙中山的高大背影去看待孙科，虽是人之常情，却又不是公平与理性的做法。孙科的一生，是沿循着父亲所开创的道路平稳走下去，有继续革命之责，却已无开创之功，其成就也就自然不能与孙中山的惊世伟业相提并论。至于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凝聚的个人魅力，更是未经受过太多波折的孙科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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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来说，孙科的确没有其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一个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吧。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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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  ”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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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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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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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