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杨铠甲语录之拾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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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都是有联系的，环宇之中，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事物。既然有联系，就有团体，既有团体，必有主从。主从关系是构建“有序”世界的“简单”法则。这一法则古人早已洞悉透彻，遂“信手拈来”构建了恢宏的思想体系。“信手拈来”的结果是，中国古代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模仿文化”。政治体制、社会伦理、音律、中医学、养生学、农业、历法、民俗……无一例外地“模仿”了天地阴阳主从的辨证关系。或者说，这些文化都是天地阴阳主从关系的不同阐述形式。《五帝本纪》《月令》《黄帝内经》《周礼》……都有明确的记载，这里就不一一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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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模仿”来的文化。儒家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仁义的提出不是梦里得来，而是对天地阴阳的进一步引申。 《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柔刚、仁义是“性命”的不同表现形式。阴阳、柔刚、仁义，是“性命”“形而下”的特性，或干脆说是“行为特征”，即“性命”在表述“天”的时候，表现为“阴阳”之特性；在“地”的时候表现为“柔刚”，在“人”的时候表现为“仁义”，“阳”“刚”“仁”是“性”的特征，为“主”；“阴”“柔”“义”是“命”的特征，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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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有反哺之义，关公千里送嫂也称之为义，反哺者为子，送嫂者为弟。君曰仁，臣曰义，是“性命”之“行为特征”。 这里所谓的“模仿”即古代的“效法”，“效天之键，法地之顺”。效法的最初意愿是依时作息，为社会的生产、养生服务，“趋时避凶”是首要目的。但在效法的过程中却逐渐“衍生”了一些仪式，与效法的初衷融为一体，形成了古代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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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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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礼制，都是天地阴阳→河洛图式/八卦图式/大衍数式的直接“抄袭”。 儒家思想也是一样。纵观整个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一部完整的礼法，任何一个地方的描述，都以天地阴阳之主从关系为主轴展开论述。君面南称尊，臣面北听命，文武东西列位，则完全“抄袭”“先天”八卦的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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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认为，远古时代的效法行为是纯朴的，所有的仪式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至迟至周公制礼，所效之法其实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法律、社会伦理的依据，从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虽然如此，此时仍然以“天道”为基准，不敢有丝毫违背；至三纲五常时代，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效法本身的意义，“制器”者仅仅对前期的体制盲加改造以符合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是对“天道”的扭曲与滥用。而至今时，学者已经完全不知道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效法成分，望文生义，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古典文化“就这个样”，且以当代的情景硬套古代的情景加以比照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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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天地、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尊卑”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从关系，但当代学者却将“尊卑”狭隘地理解为“高贵”与“卑贱”，而不思考“高贵”与“卑贱”之中的内涵，拿今天的帽子给古人戴上去，当然怎么看都不顺眼。 没有哪一种思想可以长盛不衰与天地同存，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利我着善，损我者恶，无所谓是非对错，只有主观上的舍取。 少批判，多思考，国学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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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尊地卑是对自然界不假修饰的陈述，是真理的来源！“民主”“平等”之观念都是后来人为发明出来的，好多人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是最原始的文化，从来都未有进入“文明时代”，言下之意便是，人类必须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这样就脱离了真实的自然了，也就无所谓“道法自然”，生活在“民主”“平等”的西方世界是不会知道“道德”的精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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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各有定位，是客观存在；尊卑是人为定义的，是主观感受。天尊地卑是人对客观存在的抽象化。只要天地定位不变，这个抽象就是正确的。至于你想把它扩展到什么程度，那就随便你了。你能把它扩展成三纲五常，也能扩展成民主平等。你去定义尊卑的概念就好了。这都是文字游戏。人们不过是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地做着这些文字游戏，并乐在其中而已。其实它的精髓早已经刻入每个中国人的基因中，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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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天尊地卑”的观念，已经是儒家的等级观念了，这种思想已经改变了《易》的原始状态，“天地”在《易》的原始思想中，是《说卦》所描述的“天地定位”的“阴阳平等对待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