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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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为抓住展示才能的时机，他经常为一件小事而与人大吵大闹；在当上巡抚，官及三品时，脾气却越来越小。“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这句著名的话就是他说的。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 ） ，组成中法混合军 ，称常捷军 ，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 年 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 。论功 ，封一等恪靖伯 。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 1866 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 。1865年升任闽浙总督。1866 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 ，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旋改任陕甘总督 ，推 荐 原 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并助胡雪岩拿到了象征着慈禧太后近臣的黄马褂。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镇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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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年6月，新疆库车爆发农民起义，建立热西丁政权；7月，和田建立帕夏政权；10月，伊犁建立苏丹政权；1865年1月，浩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3月，乌鲁木齐建立清真王政权；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4年，日本国入侵台湾。在这种局势下，清廷内部爆发“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同年5月，左宗棠以64岁的高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4月，左宗棠坐镇甘肃酒泉，收复新疆战役打响。1876年，指挥多路清军讨伐阿古柏，次年1月占和阗（今和田），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阿古柏在绝望中服毒自杀。左宗棠随即上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以收长治久安之效。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时，抨击崇厚一任俄国要求，轻率定议约章，丧权失地，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1880年春，在新疆部署兵事，出肃州抵哈密坐镇，命令三路大军并进，彻底击溃了阿古柏残余势力，收复大片国土。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定，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面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却被沙俄强行割去)。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在新疆期间，为保证军粮供给，发展地方经济，曾大力兴办屯垦业，其功绩遗泽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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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　　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1836年（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1840年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在任强化团练、保甲，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民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后总结战争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
　　1854年（咸丰四年）春，出黔抗击太平军；7月，升四川按察使，仍驻防岳州；9月调湖北按察使，赴援九江。1855年3月，升湖北布政使，率大军回援武昌；4月，武昌失守，奉诏署湖北巡抚，负责南岸军事，与曾国藩策划围攻武汉。次年12月，破武昌城，实授湖北巡抚。此后，援赣、谋皖、图江南，全力支持曾国藩。1857年派兵援庐州。1858年攻陷九江。次年谋划攻取安庆。1860年移营莫山。次年进驻太湖，调兵遣将，出谋划策，并大力筹饷，以厘金、盐课为主，兼行各种捐输。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调节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被史学家并称为“中兴三名臣”。
　　1861年春，太平天国西征军入湖北，武昌势危，他急回援。9月5日，所遣之军会同曾国荃湘军攻陷安庆。同月30日，因病呕血死于安徽军中。谥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所著《读史兵略》46卷，奏议、书牍10卷等，辑有《胡文忠公遗集》。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
　　胡林翼为人文武双全，且能诗能文，为官清廉，且重视教育，生前倾其所有，在益阳石笋瑶华山，修建了箴言书院“以公邑人”，培育人才，造福桑梓。后人蒋介石特别崇拜胡林翼的军事才能，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兵法》，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学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阅读了《胡文忠公全集》，也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遂把他当成学习的楷模，把自己的字也改为“润芝”或“润之”。
　　胡林翼虽早殁，但生平推功让能、调和诸将之力甚强。咸丰六年，胡林翼升为湖北巡抚，极力笼络时任湖广总督的满洲权贵官文，其母收官文之妾为义女，又处处让利给官文，故胡林翼所言，官文无不言听计从，为平定太平天国奠定良好基础，史载“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曾国藩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他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中兴名臣”，赐谥号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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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　　李秀成（1823-1864年）太平天国将领。初名以文。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人。

简历
　　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1849年，二十六岁的李秀成加入了拜上帝教。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
　　由于李秀成作战机智勇敢，他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很快晋升为青年将领。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亲自提拔他为右四军帅。不久，又升为后四监军。同年10月，李秀成随石达开赴安庆抚民，因其“逢轻重苦难不辞”，“修营作寨，无不尽心”。所以，在1854年春，再提拔为二十指挥，派往庐州镇守。
　　1855年秋，天京地区形势日趋紧张。清将吉尔阿和总兵张国梁，率兵围困镇江，威胁天京。1856年2月，李秀成和秦日纲、陈玉成等去救咽喉之地镇江。进兵至汤头时，为清兵张国梁所拒。李秀成巧出奇兵，带三千人乘黑夜越过汤头岔河与陈玉成、吴如孝内外夹攻，重创清军，遂解镇江之围。太平军乘胜渡江至瓜州，连破清营一百二十余座，占领扬州。
　　1856年6月，李秀成又配合石达开参加破袭江南大营的战斗。李秀成等进驻天京城外东北燕子矶观音门。石达开部进占黄马群，把敌人切成两半。20日，太平军与清军统帅向荣发生激战，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二十余处。杨秀清亲自派人从城内策应。最后向荣败走丹阳，自缢而死，江南大营土崩瓦解。
　　1856年9月的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在“朝无佐政之将”的情况下，洪秀全重建新的领导核心。1857年10月，李秀成被升为副掌率，提兵符令，进入了领导核心。但这时的洪秀全，“不肯信外臣”而“专信同姓”。李秀成极力劝告洪秀全，要“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李秀成的犯颜直谏，惹恼了洪秀全，将李秀成一度罢官，经过李秀成和在朝文武的据理力争，才又恢复了李秀成的职务。1858年，洪秀全恢复前期五军主将制，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同年，清军进逼天京，洪秀全任命李秀成主持天京解围的战斗。8月，他约集太平军各地守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解除京围的作战方案。会后，陈玉成东进破庐州、克滁州。李秀成在滁州东南乌衣与陈玉成合兵击败清军主力德兴阿、胜保部。紧接着奔袭浦口，摧毁江北大营，敌都统德兴阿部被歼一万多人。
　　正当陈玉成和李秀成乘胜扫荡苏北战场时，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安徽发动大规模进攻。李秀成配合陈玉成取得三河大捷，歼敌李续宾部六千人，沉重打击了湘军的气焰，稳住了长江上游的局势。
　　三河大捷后，李秀成与陈玉成又合兵解六合之围，拔清军营盘六十余座。在李秀成、陈玉成和清军拚死奋战不断为太平天国事业立下显赫战功的时候，洪秀全封从香港回到天京还不到一个月、尚无尺寸之功的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接着封陈玉成为英王。敌人利用这一时机，指使叛将李昭寿寄书给李秀成劝降。此信被天京卫戍部队查获。洪秀全得知此事十分震惊，立即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将李秀成的母妻押当，并下令封江不准李秀成回京。此时，困守浦口的李秀成内无军饷支兵，外无援兵相救，但仍坚持与清军进行艰苦的战斗。李秀成的勇敢作战和忠贞不渝的表现，解除了洪秀全的疑虑。洪秀全亲书“万古忠义”四字送给李秀成，并晋封为忠王，以表彰他对太平开国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卓越贡献。
　　1860年初，太平军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围歼江南大营。李秀成奉命率精兵从浦口出发奇袭杭州。他对部下说：“官军精锐，悉萃金陵，其饷源在苏、杭。今金陵城外长壕已成，官军内围外御，……攻之难得志，不如轻兵从间道疾捣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金陵大营惧我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之。我瞷大营虚弱，还军急击，踏破大营，则苏杭皆我有也。”李秀成在进军杭州，攻占安吉、长兴后，突然兵临杭州城下，吓得杭州官绅惊慌失措，守城无策。3月19日，李秀成攻占杭州。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果然中计，忙派总兵张玉良统兵一万三千余人援救杭州。清军于23日赶到杭州城下，第二天，太平军迅速回师，各路大军分进合击江南大营。天京城内太平军也分头出击，连抛火罐，敌营“火药轰处，人声鼎沸，登时大乱。”在太平军内外夹击下，连破清营五十余座，数万清兵全部溃散。和春等清营大员“不及衣履，仓皇奔镇江”，“京围立解”。
　　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1860年5月，洪秀全在天京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在李秀成的积极支持下，会议采纳了洪仁玕提出的东下苏杭，先夺取江南富庶地区，尔后西上奔袭武汉的战略计划。担任东征主将的李秀成率兵攻丹阳，占常州，进无锡，克苏州。太平军在苏常战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湘军乘机掘了三道长壕加紧围攻安庆。
　　1860年9月，洪秀全调集各路将领组织第二次西征，会攻武汉，援救安庆。陈玉成部走长江北岸刷安徽入湖北，攻武昌北面。李秀成部走长江南岸，经江西入湖北，攻武昌西南。两军约定在1861年4月会师武汉。陈玉成在3月进抵距武汉一百六十里的黄州，因英国出面阻挠和南路军未能按时赶到，便率主力折回安庆。而李秀成原本不想参加西征，主张守住东南新地盘，只是在洪秀全的严诏督责下，才不得已于10月下旬留下主力，自己带部分兵力进入皖南。12月，大军逼近祁门。曾国藩惊恐万状，“军中皇皇，莫知为计”，忙写下遗嘱，准备后事。可惜，李秀成没有探明敌情，误认为祁门驻有重兵，所以就放过祁门绕道江西，这才使曾国藩虚惊一场，死里逢生。
　　1861年6月15日，李秀成攻下武昌县，逼近武汉。因得知陈玉成部在集贤关等处作战失利，他径自撤军，退出湖北。由于李秀成对西征的消极态度，因而造成了会剿失约，武汉会师的计划落空了。在安庆形势十分紧张，太平军广大战士艰苦的进行浴血奋战的危急关头，李秀成又率军从安庆附近撤回江浙，而不回军去协力援救。他这种不顾大局的行动，引起太平天国将领们的不满和指责。洪仁玕在给他的信中指出，他对长江上游“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后来，安庆的失陷，李秀成是应负一定责任的。
　　1861年9月，李秀成回师江西，进入浙江，12月攻克杭州。在李秀成经营苏杭地区期间，任用了不少清朝的官僚、豪绅、团练头子在太平军中当官。一些地方原有的地主政权甚至照旧执政，不仅允许地主收租，而且还设局催租，保护地主的封建剥削。这不仅说明李秀成缺乏必要的阶级警惕，甚至是敌我不分，认敌为友。
　　1860年，李秀成在占领苏常地区之后，率军直指上海。盘踞在上海的英法侵略者勾结地方官绅，出资雇用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抵抗太平军的进攻。李秀成在青浦一战大破洋枪队，“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华尔身中五枪，狼狈逃回上海。1862年，太平军再次进攻上海。李秀成发出布告警告侵略者，要他们“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太平军在重创英法干涉军和洋枪队之后，主动转移。5月中旬，在太仓破清营三十余座，乘胜收复嘉兴。8月，在浙江慈溪战斗中，太平军打死了“常胜军”头子华尔。由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和李秀率主力回援天京，致使苏浙战场转入防御，根据地日渐缩小。1863年12月苏州失陷，第二年3月，太平军从杭州突围北撤。
　　1862年10月，李秀成进攻天京城外雨花台湘军大营。太平军把湘军打得晕头转向。李秀成部开掘地道，炸毁湘军围墙，太平军冲入湘军阵地展开肉搏战。后来由于太平军云集天京，棉衣、粮食供应都遇到困难，李秀成才决定撤军。接着，洪秀全又命他执行“进北攻南”的计划，希图把战火能上能下和敌人后方，伺机消灭湘军以解京围。但由于天京告急才又回师援救。经过这次南北奔波，使李秀成损兵折将，锐气大伤，失去太平军将士数万人。
　　李秀成两次援解京围的失败，使天京的保卫战更加艰苦。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京城不能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的建议。又说：“不如舍天京，尽弃苏浙两省地，御驾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势以控东南。其地为妖兵水师所不能至，洋鬼势力所不能及，然后中原可图，天下可定也。”但此时的洪秀全断然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6日，十六岁的幼主洪天贵福即位。7月19日，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冲入城内。太平军一万多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一部分战死，其余在混乱中突围。李秀成将他的好马让与幼主掩护其突围，结果他自己因“马不能行”，在天京城外东南的方山被敌人擒获。他在敌人的囚笼中写了数万言的自供状，向曾国藩乞降。但是，他的变节并没有换取曾国藩饶他一死。8月7日在南京被杀害。
[编辑本段]文学
　　清·李秀成 《抒意二首》
　　举觞对客且挥毫，逐鹿中原亦自豪。
　　湖上明月青箬笠，帐中霜冷赫连刀。
　　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
　　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1]
　　鼙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
　　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
　　万里江山多作垒，百年身世独登楼。
　　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2]
　　【注释】：
　　[1]卿云：为古代歌曲，相传为虞舜所作。
　　[2]功名：与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意同，为驱虏为国之事业。
　　天国将亡，有人劝其自立，秀成怒，抒志。
[编辑本段]李秀成回忆录
　　李秀成被捕日志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
　　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李秀成陪同幼天王突围时失散.
　　7月23日,李秀成被奸民解送至曾国荃的军营.
　　7月28日,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并首次提讯.
　　7月30日,李秀成开始写自述.
　　8月6日,曾国藩再次会见李秀成.
　　8月7日,李秀成被处死.
　　在1864年8月6日晚上,曾国藩再次会见李秀成,并与他讨论太平天国覆亡的原因.
　　李秀成计开天国之失误有十
　　1) 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 北败亡之大误.
　　2) 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 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3) 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4) 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
　　在湘潭全军败尽.
　　5) 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
　　6) 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
　　,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
　　6) 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
　　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国而误.
　　7) 误主不问政事.
　　8) 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9) 误国不用贤才.
　　10) 误立政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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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毛主席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著名的政治军事核心人物之一，他和洪仁玕、陈玉成维持天国的残局达七八年之久， 而且，在1862年以后，主要是李秀成在独撑危局，虽然他在很多问题上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变节的事情为后人所诟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太平天国乃至整个晚清一位举足轻重的农民政治家的地位。
　　我们看到李秀成在给洪秀全1858年的上书中指出的关键几点和后来提出的著名战略“让城别走”，就可以为他的战略眼光所佩服，他在上书中提出了一 整 套 纲 领 性 的改 革 计划，选 拔 人 才、宽大刑律、体恤百姓、任人以贤等，比较 能 可贵的 是 他大 胆 举荐 石达开 出 任 领 袖 群 伦的总理军师。尽管这两点建议没有被洪秀全采纳，但是，他们的历史价值和实际价值不能受到低估。而且，我们注意到李秀成在江浙地区执行的一些政策已经走向天国极端宗教戒规的反面，这是继石达开之于江西之后的第二次有益的尝试。
　　然而，李秀成的缺点就像他的优点一样突出，一样给太平天国造成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建都以后，保障上游的安全一直是既定方针，虽然这个方针有着一定的偏颇，但是主要方面还是正确的，第一次西征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江南、江北大营尽管林立，但丝毫不能影响天京的供给，说明上游安庆或者说是安徽的得失在太平天国的政治天平上是举足轻重的。作为一个富有政治军事经验的领导人李秀成不会不知道这点的，然而，他却是计不及此，在第二次西征开始的时候，他就勉强应对，最后干脆擅自回师南下，使得本来可以重创敌人的大会战成为泡影。这时的李秀成已经越来越醉心于建立他自己的领地了，分封的观念逐步深入他的内心，当陈玉成在安庆血战之时，李氏兄弟手握重兵，居然以远水为名，拒绝救应，从古以来，凡是偏安江左的政权比较成功者均是抱定守江必守淮的大原则的，而李秀成竟然如此昧于大势，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洪仁玕指出：“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是 有一定道理的。此时的李秀成已经明显的把集团利益放 在全局观念上来做通盘的考量，他当然不会听进去洪仁玕的劝告。未几，被洪仁玕言中。
　　安徽沦落以后，清军进而分兵攻略江浙，不过一年的光景，领地完全丧失。而且，在李秀成统治江浙地区时，他比较轻信和轻率，著名的内奸徐少遂就是这样浑水摸鱼的。在选拔将领方面他缺乏一定的判断力，苏州八王反水就是一个明证，反观陈玉成等人，部下很少如此大规模的叛变投降。李秀成的宽简在激烈的斗争中往往演化为一种放纵，容易被钻空子。这是他疏阔的一面。《太平天国通史》指出：李秀成在羽翼未丰之时，总是借助陈玉成兵团或者相互配合，而一旦等到掌握军权以后，李秀成坐大的现象就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这个评价还是符合事实的。至少李秀成在后期的种种失误是他的脑子里面的某些个人主义有着重要联系的。当然，这和后期洪秀全执行的分封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将领热衷于领地忽略于大局，最后只能走向崩溃。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所谓自述变节的问题，这个话题在太平天国史学界争论很久了，一直是各执一说、互论短长。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承认李秀成没有出现陈 玉 成、洪 仁玕那 样 的不 屈 而 死的 场面。当然，我们 不 能简单的 凭借 一个 不 屈 而 死 来 看 作 是英 勇 的唯 一 佐 证。
　　可是，作为政治家，首先是服膺他的信念和信仰，并对此作不懈的追求。政治气节是政治家必备的条件，否则，临危苟难岂不和政客无异？说到自述，我们可以看到，李秀成洋洋万言除了对天国失误的总结和自己经历的忏悔以外，就是对曾氏兄弟的部分吹捧。大谈收齐章程的要点。如果说这是一个韬晦的话，那么，我们要来看看什么是韬晦？韬晦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实力的保存和感召力的存在。作为天平天国最高宗教领袖和号召者洪秀全已然死亡，李秀成的让城别走的能够实现的前提就是洪秀全作为主体，我们看看后来新捻军首领赖文光不就是以恢复天国为口号的吗？然而，今昔异势，老天王已经不在了，而洪天贵福下落不明，单独的恢复天国已经是基本是画饼。于是，就出来了以李秀成比作姜维的假说，好吧，我们就试着按照这一思路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三国姜维之于钟会的韬晦策略的演习，钟会为什么会和姜维结成政治同盟？因为钟会没有自己的班底，再者姜维是西蜀的人望，曹魏灭亡蜀汉，不存在比较大的正统与非正统的界定，至少界定范围很宽。然而，曾国藩呢？曾国藩确实在得意忘形的情况下说过：长江两岸无一处不张鄙人的旗帜。假如他易帜于南京，他可能会借助于李秀成去招抚他的旧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点，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曾国藩始终不报恶感，可见曾李在使用降将问题上主要论点是合而为一的，就是可以利用不能重用，可以使用，不能信用。有这个前提在，李秀成即使是暂时得全，但想成为曾国藩的政治同盟者岂可得乎？曾国藩的班底大家是知道的，都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卫道士，他们就算是与满清为敌，也不会同他们心目中的反贼化友的。何况，太平天国在那时候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眼中除了妖魔以外还有其他的好感吗？曾国藩会大张旗鼓的利用李秀成为他壮大声势吗？那么他是想壮大力量还是想涣散队伍呢？改朝换代的君王，宁不虑此？说的通俗一点，李秀成虽然有利用价值，但是没有一点政治价值！ 这就是他不可能成为姜维第二的主因，自然也就不能李代桃僵了。
　　其次，还有一个军心问题。司马昭为什么看透钟会无能为也？因为他知道大战之后，人心思归的道理。曾国藩在克复南京以后，手中直接掌握部众达十万人之多，是满清开国以来不要说是汉人领兵就是满洲贵州统军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但 是，这 支 部 队 在南 京 烧 杀 之后已经 不再是百 战 之 余的猛士了，而是急于 衣 锦 还 乡的匹夫了，如果曾 国 藩利用 他们 的剩 余 价 值 去平 定 内 乱 也许 还 有一点 强 弩 之 末，但是要作为 动 乱的 本 钱，可能就 是走 向 灭 亡的开始。古往今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熟读南北朝历史的一定知道南朝宋武帝的亲信谢晦在 反 叛时面对他 旌旗招展、精 锐 无 比 的荆 州 军说出了这番话： 恨 只 恨 不 是勤 王 之 师 啊。假 如 曾 国 藩 造 反，他 在石 头 城 上 的 感 叹 一 定 不 会 比 这位先 辈 更 离 奇。
　　此外，我们经常说曾国藩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这是不必否认的，曾国藩意欲独步天下的野心是从来就有的。但是，凡事要有一个形势的对比，曾国藩适时虽然门生故里甲于天下，督抚十有其八出于湘系，但是，那是大家还在一条船上的时候，假如曾国藩敢于揭竿而起的话，我还是那句老话，第一批讨逆的先锋中一定有李鸿章的身影，因为就是避免连坐也是要来的，一旦形势变化不利于曾国藩的话，第一个杀了他的也一定是那些当年把他放在火上烤的人。当初，李鸿章的爱将刘铭传回忆，彭玉麟把类似劝进的书信转交给曾国藩之时，曾国藩将它活吞，说：雪琴如此试我，其心可诛。后面四个字自然是虚妄的。此段是李鸿章说给刘铭传的，想来应该可靠。以曹操那样的条件都拒绝行非常之事，曾国藩是大傻子吗？曾国藩的条件比曹操、朱元璋还要好吗？行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佐之，曾的身边有荀彧、徐达吗？曾国藩以近乎知天命的年龄去做刘秀三十岁做的事情，我们觉得有可能吗？至于说到保存书稿我以为作为历史的另类见证的涵义可能比关门做皇帝的意淫心理来得实际吧。
　　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影响着我们的历史视觉，历史著述者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对此加以论述，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事实加以避重就轻，无可厚非。随后的政治家以本人本党的政治理念加以评价，就颇有偏差。李秀成是天国后期的立柱，但面临天国危机，曾力谏天王，望弃守天京，转战江西，以图东山再起。但大势已去，天国腐败弊政积重难返，天朝的治国思想拜上帝教只不过是煽动群众的美好理想，这些李秀成早已看透，所以他不认同自己的天国的政治信仰，他所能做的就是尽臣子的责任，为百姓士兵着想，减少无辜伤亡。当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时，仍选择坚守天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抱必死殉国之决心。
　　他与陈玉成等天国将领相比，他除了有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更有治国图强的政治思想，他历史就是历史，时代已经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传言曾曾经想劝降他或他向曾乞降，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首相曾没有劝降的必要即使曾想留也不敢留，其次，仅此万言书不足为乞降之证据，万言书的内容是李秀成历经太平天国的兴衰的思考，留下太平天国的遗书，他想招降太平军残部，只愿他们不要做无畏的牺牲，不要再做虚幻的天国梦了，因为现实和太平天国的治国思想不允许。在此，他心里明白，作为“长毛的发匪”大清能容他吗？他的心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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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一八二○——一八九七年），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特诏授大阿哥读。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擢侍讲。因李是同治皇帝师傅，深受西太后信任。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四年（一八六五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反对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并策动清流派弹劾洋务派李鸿章。是清政府中钳制洋务派的守旧人物之一。
　　一八九四年日本挑衅于朝鲜，清廷命李鸿藻商办军务，授军机大臣。在对待日本侵略问题上，他在军机大臣中和翁同龢的主张一致，支持光绪皇帝主战，反对西太后、孙毓汶、李鸿章等人的妥协退让。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割让澎湖、台湾、辽东半岛等大片土地与日本。这一屈辱卖国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以及御史台谏、领兵将领纷纷上疏，反对批准马关条约。许多人主张迁都再战，斥责主和非计。
　　军机大臣中孙毓汶主张早日批准条约。李鸿藻与翁同龢主张暂缓批准。但由于国内外的压力，卒不能阻。此后，迁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充乡试、会试、殿试等阅卷大臣。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以病乞假，旋卒，年七十八岁。予谥文正,赠太子太傅。李鸿藻虽为军机大臣，但持躬俭约。“其在枢府，独守正持大体……所荐引多端士。”与李鸿章等引用私人，扩大派系势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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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臣典　　李臣典（1838年－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之湘军头目，隶属于曾国荃部；1864年7月攻陷天京，被评奖励为“攻城第一功”，旋于11月即劳累病死。
　　城陷之后，萧孚泗早先一步，领军攻占天王府，搜刮金银财宝一空后扬长而去。 李臣典稍后领兵跟至，无所获颇不甘心，李遂令左右遍挖天王府地板，试图找出金银财宝。 竟于花园泥土地里挖获天王洪秀全白布裹身、持十字架于胸前躺平之裸尸。李臣典下令将洪秀全尸体焚毁,再将尸骨辗碎,然后将骨灰和火药搅在一起,放入大炮中开炮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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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孚泗　　萧孚泗，湖南湘乡县城人，镇压太平天国之湘军头目，隶属于曾国荃部。咸丰三年加入罗泽南军。咸丰六年曾国荃招吉字营，他应募入营，转战江西、安徽，积功升为河南归德镇总兵。是最先攻入天京城的几个人之一。围天京时升为福建陆路提督，天京攻下后封一等男爵，抓住了李秀成和洪仁达。后来是晚期湘军哥老会的最高首领，在吉字营中暗中组织哥老会。湘军解散后，将哥老会带回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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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超(?-1887)　清末湘军将领。字春霆。四川奉节人。行伍出身。咸丰初，先从向荣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调充湘军水师哨长。先后战岳州、武昌、金口，赐号“壮勇巴图鲁”。官记名水师总兵。咸丰六年(1856)募湘勇创立霆字五营，改领陆军。转战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广东、河南、陕西各地，再赐“博通额巴图鲁”名号，历官湖南绥靖镇总兵至浙江提督，封一等子爵加一云骑尉世职。同治六年(1867)率部赴陕西镇压捻军，安陆之战，被劾误期，辞官。光绪六年(1880)起任湖南提督，再募军驻直隶乐亭防备俄罗斯。五年后，中法战争爆发，率部驻防云南白马关外备战。光绪十二年卒。谥忠壮。
　　补充
　　鲍超（1828－1886或1888），清末湘军将领。四川奉节人，原字春亭，后改春霆。行伍出身。咸丰初，先从向荣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调充湘军水师哨长。先后战岳州、武昌、金口，赐号“壮勇巴图鲁”。官记名水师总兵。咸丰六年(1856)募湘勇创立霆字五营，改领陆军。转战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广东、河南、陕西各地，再赐“博通额巴图鲁”名号，历官湖南绥靖镇总兵至浙江提督，封一等子爵加一云骑尉世职。1862年任浙江提督，攻打太平军。后被革职，所部遣散。同治六年(1867)率部赴陕西镇压捻军，安陆之战，被劾误期，辞官。光绪六年(1880)起任湖南提督，再募军驻直隶乐亭防备俄罗斯。五年后，中法战争爆发，率部驻防云南白马关外备战。光绪十二年卒。谥忠壮。
　　逸事
　　咸丰二年(1852年)，广西提督向荣在湖北省宜昌招兵，组建“川勇营”，超应募入伍，初当伙夫。
　　英勇，屡建战功，咸丰四年超被调职至曾国藩洞庭湖水师“长龙军舰”任哨长。
　　1856年秋，曾国藩认为已是副将的鲍超已可统领大军，令超至长沙招兵，组“霆字营”一万五千兵员。
　　鲍超曾被太平军包围，请求曾国藩急派援兵救助却苦于不识字；只会写自己名字，急忙写一鲍字，再以毛笔圈一圆圈于上，飞信给曾；曾收信呵呵笑言：“鲍超需要我们去救他！”，派援兵出，遂得救。
　　参加过500场以上战役，身被伤108处，在湘军营阵有“北多(隆阿)南超”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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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烈文（１８３２年——１８９４年）乳名来求，字惠甫，一字伟甫，江苏常熟人。号能静，室名天放搂。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赵烈文年少时即有才名，实际上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而且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涉猎，是属于那种有实学的人。

幕僚时代
　　 （1855年——1870年）
　　咸丰五年，曾国藩坐困南昌，随行的幕僚大都远走。周腾虎推荐赵烈文入幕。赵烈文正好闲赋在家，于十二月到了大营。
　　曾国藩可能也感觉到这个书生有个性，也可能是为了折一下他的傲气，命其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让这个书生开开眼。没想到，这位赵先生回到大营，不但没被镇住，还提了一堆意见，他居然很不客气地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对这位赵先生心里不大高兴，因为曾国藩最见不得说大话的书生。也正在这个时候，赵的老母有病，赵可能也看出曾的心思，所以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有怎么挽留。这意思已经很明白，赵烈文回家走人就是了。
　　如果就是这样的话，赵烈文回家探母，曾国藩继续操持他的军务，也就罢了。偏偏凑巧的是，就在赵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幛树大败的消息。赵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向曾辞行，曾国藩请赵烈文讲出为什么看出周风山湘军不可依重的道理，这一下赵烈文假痴不颠，只是含含糊糊说一些不幸言中的话。后来赵母病逝，赵烈文回家奔丧。此事一过，以曾氏的聪明，已经对赵烈文有了一番新的看法。时间一长，赵在曾的大营里越来越受曾的器重，经常商谈军事，最后到与曾无话不谈，有时一日几次。

预言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他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却使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这次谈话。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和预感“成真”。

　　赵园，位于常熟古城区西南隅，建于明代钱氏“小辋川”遗址。清嘉庆、道光间，吴峻基筑水壶园，又名水吾园。同治、光绪年间为赵烈文退养故里之后时购得并增建，人称“赵园”、“赵吾园”。民初归常州盛氏所有，为天宁寺下院，又名“宁静莲社”。当年总体格局与多数景点基本保存，以水面为中心，又借景虞山，景点众多，为江南古典名园之一。赵园，位于常熟古城区西南隅，前临里九万圩，与曾园为邻，十里虞山遥向其背，天然借景，构思精巧，别具特色。此一清代园林，于江南有一定地位。

著名日记
　　《赵伟甫先生庚申避乱日记》
　　《能静居日记》
　　《落花春雨巢日记》
　　《庚申避乱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