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辛亥革命10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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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党虽然掌握一省权力，但他们的敌人得到外国支持；旧官僚、旧士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远远超过他们；他们与工农商都缺乏联系。

　　士绅是反对革命的，支持革命的只有人数不多的留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革命党人很重视商界意见，但商界认为革命没有给他们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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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革命党人在广东号召：革命成功后有平价米吃，但民国以后米价更高了。革命党人不仅没有满足民众经济要求的政策，也不知道如何制定这样的政策，更不懂得如何宣传、发动民众。

　　等到同袁世凯决战时，士绅、商人都站在袁世凯一边，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都是旁观者，军队也叛变了，站在革命党人一边的只有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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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政权如何建立，如何维持自身的运作，如何实现对基层的治理等完全没有考虑。例如，规定建立政权后废除清朝全部苛捐杂税。轻率地废除所有税收，军费政费从何而来？结果，不到一年就不得不恢复很多清朝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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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也缺乏干部准备。日后胡汉民回忆说，广东当时有90多个县，每县一年平均更换县长3次，但县政全无起色。

　　这些从来没有管理过政权，缺乏行政经验的革命党人，一旦掌权，很多事情不知从何着手。统率大量清朝的旧吏役，基本按清朝的办法治理各个县，怎么可能把广东建设成共和民国的模范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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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党人在反清革命时，主要发动会党、绿林等社会边缘群体，组织民军。广东独立时，民军是胡汉民等人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数以十万计的民军进入广州以后，严重扰乱治安，使军政府威令不行。

　　革命党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教育、改造、管理好这些原绿林好汉，民军的军饷又得不到保证，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有增无减。舆论对民军意见很大，军政府除了把绝大多数民军遣散以外别无他计。

　　但被遣散民军没有安置，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很多重新成为盗匪。结果，民国初年，广东治安比清末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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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胡汉民在《建设》杂志发表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等系列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

　　在近代，广东人梁启超、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都写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1912年广州一批同盟会员创办的《民生日报》，以《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为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本，这是国内发表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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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协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以及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政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改组、创建黄埔军校、平定商团事件。在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胡汉民被视为国民党的“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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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成为“右派”精神领袖，支持蒋介石反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1931年1月，因反对蒋介石的政治主张，被蒋介石扣押。这很大程度是国民党“粤系”和“蒋系”矛盾的爆发。

　　后蒋介石被迫释放胡汉民，胡汉民成为反蒋派系的精神领袖。晚年胡汉民标榜“反蒋、抗日、反共”。1936年5月12日下午，胡汉民与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棋，因用脑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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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1891.10.20一1973.9.1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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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科逝世后，蒋介石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客观上来看，这种措词中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客套成分，真正用来评价孙科，肯定不能算是完全贴切。一位研究孙中山先生多年的教授说到孙科的时候，坦言自己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认为他虽然很早便投身国民革命，且长期居于国民党政府的高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终究只觉得他是一个平常之人。 　　  
与其父孙中山先生比起来，孙科当然显得庸常。但谈论到孙科的时候，又是始终无法绕开孙中山这个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