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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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历史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匀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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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衰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致梁启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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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曾国藩、胡林翼的许多奏章、函牍和日记中，选摘出有军事价值的言论，分类编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并附以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希望以此作为对滇军的精神讲话材料。他在《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结合曾、胡的言论，谈了对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25页)他的这种既借鉴外国战争经验，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炬迅速发展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义爆发。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在革命的决定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当晚8时，蔡锷命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73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自己率第74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战至第二天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结束了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护国战争中打得最艰苦最激烈也是决定战争命运的战略性战役。当时，蔡锷正患重病，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他决心“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抱病指挥讨袁作战。他以第一梯团出昭通攻叙州为左翼，另一梯团出松坎攻綦江为右翼；自己亲率两个梯团约4000人为中路，经贵州毕节直指四川护州。然而，由于护国军兵马未动即公开宣战，打乱了秘密开进、突然袭击的作战计划。当蔡锷抵达四川纳溪肘，袁世凯已调集了曹锟、张敬尧等4个师3个混成旅约4万余人入川，使护国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1916年2月上旬，护国第一军先头部队进攻受挫，被敌包围在纳溪安富街一隅，形势非常危急。23日，蔡锷赶到前线，令朱德文队由小路夺占纳溪东面高地棉花坡，打破了敌人对纳溪的包围，继而指挥全军对敌实施反击。战斗在江安到兰田坝的广阔地域内展开。双方夜以继日，反复争夺，战况十分激烈。由于敌人兵力居优势，且又占据险要地形，护国军虽奋战多日，始终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时，敌人以一师两旅的兵力全部压向纳溪，蔡锷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遂于3月6日指挥护国军主力撤至大舟驿、叙蓬溪(今护国镇)一线。他一面从叙州调集兵力，加强沪、纳战场，一面构筑工事，整顿军队，同时电催唐继尧接济弹药，准备伺机反攻。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以班超、马援这两个历史名将作比喻。高度赞颂了这位热诚爱国，叱咤风云的青年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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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春煊


（1861年-1933年），原名春泽，字云阶，壮族，广西西林人，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家。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五年，捐官主事，十一年中举人，任候任郎中。十五年（1889年）岑毓英去死，岑春煊荫以五品京堂候补，十八年补授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赶赴京都，与维新派人士诸多往还。百日维新进入高潮之后．岑春煊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屡屡上书条陈变法事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岑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 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岑以此书擢升广东布政使。但岑历官不及三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期间与李提摩太等人筹建山西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调任广东，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四川义和团不力而去职，岑春煊遂赴川署理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光绪二十九年，岑调任两广总督，1904年，他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又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1906年，他又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一时俨然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
　　岑因有慈禧支持，在各地为官期间不惧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但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劻，自此岑便联合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及其党袁世凯展开党争。
　　光绪三十二年，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将岑调任云贵总督，驱离权力中枢。岑遂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岑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於光绪三十三年5月3日（农历三月廿一），突然从汉口上京晋见慈禧，获授邮传部尚书，得以留京。一时岑、瞿声势大盛，隐然有独揽朝政之意。
　　但旋即奕劻即陷害岑，密使人伪造岑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称其意图为戊戌变法翻案。形势自此一转即下，岑於四月二次被放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时，岑重施故伎，称病不就职，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将其开缺。至此，党争以奕劻、袁世凯完全胜利告终。 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岑春煊历任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他所到之处举新政，办教育，肃贪惩腐，人称“屠官”，英国人称其为“满洲虎”。“二次革命”后岑春煊顺应历史潮流，参加护国护法成为民国时期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 两广都司令部成立时，将士们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又公推梁启超为都参谋。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说：“天下之督责，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他号召大家“解除旧怨，与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杀贼，作为反袁的旗帜当时是非他莫属。岑春煊是广西桂系开山祖师爷，曾极积迎救过共产党党魁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明确反对“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岑认为“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他任官一地，必兴教一方，两广尤其突出，他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1932年，岑支持十九路军3万银元进行淞沪抗战。著有《乐斋漫笔》，与崂山太清宫道长韩太初合编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云》。
　　历任官职：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取举人。光绪二十四年以力主变法维新而得光绪帝青睐，提任广东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调甘肃布政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率军护送慈禧和光绪至西安，以功擢陕西巡抚。次年任山西巡抚，推行“富国强兵”新政。后历任四川、两广、云贵总督，光绪三十三年调任邮传部尚书，不久又调任两广总督，上任途中，被奕劻、袁世凯等人弹劾而解职，遂以养病为名，寄居上海。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四川总督，未赴任。民国元年（1912年），岑春煊在沪致电袁世凯，主张共和，并组建国民公党，任名誉总理。次年，与沪上名流伍廷芳、谭人风等致电袁世凯，要求和平解决南北冲突，遭到拒绝，遂加入反袁行列。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任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民国5年初，广西都督陆荣廷派员迎归上海。5月，被推举为护国军都司令，并与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被推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参加护国运动。民国7年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民国9年军政府解散，通电辞职，隐居上海，不复过问政治。民国22年4月27日逝世。著有《乐斋漫笔》。
　　岑春煊这人嫉恶如仇，在代理四川总督时，他居然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地方官员。你想想，一个四川便有数百名官员下课，这是个什么概念？估计很多镇长，乡长之类的小人物也榜上有名！广东总督员更倒霉——岑春煊上任广东总督时，1400名官员着了他的道儿，乖乖地回家种田去了。这样一来，弄得大小官员皆谈“岑”色变。
　　为了自己的前程，很多人想挤走岑春煊，让这老小子也常常被弹劾的滋味。于是，1907年，有关人士在香港悬赏100万买岑春煊下台，港币的魅力终于打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少白。
　　当时，慈溪太后最恨保皇党，尤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甚，康有为曾在《清仪报》上撰文，痛骂慈禧不过是先帝遗弃的一个小妾罢了，这话很伤人。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人家陈少白是个天才，制造出他们之间的“来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嘿嘿，陈少白将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三人的照片找来，翻拍之后制成了一张联座合照，岑中坐，梁居左，麦在右，然后将这张照片出售给了上海的媒体。
　　那时候，照相技术刚刚传入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于是各大报馆不分真假的纷纷转载，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这件事从上海一直闹到天津，再到北京，甚至传到了南洋和美洲，陈少白又将海外的报道转载于国内大小媒体，结果弄得保皇党人自己也认为岑春煊是他们的中坚力量了。
　　虽说这张PS照片可以让岑春煊歇菜，但外边闹得再凶，如果慈禧没有看到，也就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李莲英和岑春煊是莫逆之交，只要有他在，就算有人能将这张PS照片递进宫中，也未必能让慈禧看到。陈少白显然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不过他更清楚宫里的太监个个都是爱钱如命的主儿，反正有100万，拿点出来“勾兑”一下也无所谓。于是，陈少白通过贿赂太监将照片摆到了慈禧的桌子上。
　　平日装模作样，慈眉善目的老佛爷在看到这张照片后勃然大怒，就在此时，广东御史弹劾岑春煊的折子也到了，岑春煊这次真的要歇菜了！
　　关键时刻，李莲英还真是有点义气。见朋友遭人陷害，这个太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他居然将慈禧的照片给PS了！照片中慈禧保持着她观世音的造型，而李莲英摇身一变，由善财童子变成了护驾的韦陀。照片PS出来以后。李莲英便拿着它去见慈禧，说：“奴才什么时候和老佛爷照过这样的照片啊？这不过是名间的小把戏罢了！就像岑春煊于梁，麦二人的合照一样，那都是奸诈之人设计陷害岑春煊的！”
　　我们不得不佩服李莲英的胆识，至高无上的老佛爷的照片他也敢拿来PS，而且技术显然远远超过了陈少白。不过，老佛爷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赦免了岑春煊，并立即委以重任。
　　真假照片终于有了结论，一场闹剧就此收场。岑春煊如果不是交了李莲英这个朋友，估计到死都还在想到底有没有和他们拍过那张照片呢？
　　（据《历史新刊》高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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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大寿　


　祖大寿(？-1656)，字复宇，明末清初宁远(今辽宁兴城)人，吴三桂舅。初为明靖东营游击，天启初，广宁巡抚王化贞以为中军游击。广宁破，大寿率部走避觉华岛。大学士孙承宗督师，以大寿佐参将金冠守岛。三年，主持修筑宁远城。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攻宁远，大寿佐袁崇焕等守城，大败后金军，以功升副总兵。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军再攻宁远，大寿与满桂率兵驻城外为犄角，与清兵激战，六月，清军败走，是为「宁锦大捷」。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用袁崇焕督师辽东。六月，擢大寿为辽东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守锦州。后从袁崇焕入卫京师。崇祯将袁崇焕下狱，大寿惧并诛，毁山海关出。思宗命崇焕以书招之，乃安。四年，筑大凌河城。皇太极将兵围之，大寿粮尽而降，请归锦州为内应。既归负约，屡与清兵激战。擢为少傅左总督，领锦州。十五年，锦州被困年余，粮尽援绝遂再次降清，任总兵。顺治十三年，病卒。
　　祖大寿
　　祖大寿，在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辽东将士中，他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东走。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之后祖大寿率领袁崇焕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叁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叁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皇太极满心欢喜。但祖大寿进锦州城后就抵抗清军。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仍没有杀他。只是没给他部队，没再重用他了。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叁桂投降。吴叁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叁年，老死。可以说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
　　在祖大寿抗清的二十多年，尤其是最后的十多年里，以攻城略地为乐趣的满洲人有多少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精明的皇太极知道，对付骁勇善战、铁骨铮铮的祖大寿光用强攻不行，还要辅以强大的政治攻势、人情攻势
　　第二次归降。皇太极封祖大寿为汉军正黄旗总兵，希望他能够为己效力，可直到1656年（顺治13年）病逝，除了给自己的外甥吴三桂写过一封不咸不淡的劝降信，史书再难找祖大寿的“汉奸”记录。对于满清一方而言，祖大寿不但是双手沾满了八旗将士鲜血的刽子手，还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如此待遇可谓厚道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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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先仕明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他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乾隆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于贰臣甲等列入《清史·贰臣传。 洪承畴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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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世】洪承畴出身望族后裔，是武荣翁山洪氏第十二代孙，属东轩五房，书香门第。到了他的曾祖父辈，已是家道中落，并不富裕。曾祖父洪以诜，庠生（秀才）。祖父洪有秩，贡生。文章有名气，早年卒于赴考途中。夫人戴氏在有秩死后生下遗腹子洪启熙（字尔朝，号幼迹公），就是洪承畴的父亲。戴氏孝事姑婆，抚孤成长，被朝廷表节孝烈女，累赠一品夫人。父洪启熙也中秀才，性格庄重，以至孝名闻乡里。娶妻傅氏，是名门闺秀，教子极严。生子三，长承畴，次承畹，三洪承畯。承畹早逝。承峻是名闻泉郡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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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仕】洪承畴童年入溪益馆读书。因家境贫寒，11岁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每日清晨还要到英圩埔走街串巷叫卖豆干。当时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洪承畴叫卖豆干之余，常在学馆外听课，偶尔也帮学生做对子。洪启胤发现洪承畴极有天份且抱负不凡，免费收洪承畴为徒，重返校门。洪承畴学习用功，博览群书。启胤老师的《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书都被他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甚得洪启胤赏识。洪启胤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洪承畴在水沟馆读了五年书后，又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万历四十三年（1615），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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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督三边】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6年。天启二年（1622年）擢升浙江提学佥事，以才高识士，所选人才皆俊奇，为朝廷所器重，2年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天启七年（1627年），升陕西督道参议。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一部份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陕西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1630年6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作为杨鹤手下干将，本该支持上司的“招抚政策”，可是洪承畴没有，他反而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且并“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贼军”多达数万，这也是洪承畴出现在每本历史书上都是“反动人物”的原因。其实如果读过明末“贼军”史就不难发现，李自成、张献忠曾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再反。明朝多次对“贼军”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由此可见，洪承畴在这方面是颇有先见之明的。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1633年，三边总督杨鹤为此被罢官入狱，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1632年春天，一股农民军由于顶不住官军的压力，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损失惨重，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此战一扫多年官军之颓气，被朝廷称为“西澳大捷”。各部义军先后东进，1631年至1633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1634年，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1634年12月，明思宗朱由检撤陈奇瑜，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当时农民军聚集在陕西的有20余万人，其中以闯王高迎祥，及其部属李自成的力量最为强大。洪承畴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出兵夹击，义军突围东走，转进灵宝、汜水（均在河南）。 1635年1月，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义军于崇祯八年初，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1635年8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农民军，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3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在整厔(今陕西周至)被洪承畴俘虏，并将其解京磔死。高迎祥余部走归李自成，起义军推戴李自成为闯王。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 1637年，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l0余座，并攻克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163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洪承畴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洪承畴的军队为“洪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留饷银20万两，一部份作军费，一部份赈济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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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


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生平

　　（1887.6.10——1970.1.10），本名王天祯，四川省宣汉县清溪乡场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民主革命时期，早年积极投身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参加反袁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
　　大革命时期，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家乡创建四川省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至1932年在川东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参与发动了著名的“万源固军坝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1933年11月2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1937年9月被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衔。1938年任385旅旅长兼政治委员。1939年任陇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兼385旅政治委员。率部冲破敌人对陇东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实现部队“丰衣足食”。毛泽东于1943年亲笔书赠其“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题辞。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1946年2月从南方局调回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8年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9年4月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任西路军副司令员的王维舟同司令员贺龙一道指挥第18兵团入川，与第二野战军部队合力歼敌，解放四川省全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积极投身西南地区民族工作、民主改革工作。1954年后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委。
　　1970年1月10日含恨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其举行追悼大会，恢复政治名誉。
　　
故事

　　
　　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外操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下辖97、98、99三个师，任命王波为97师师长、冉南轩为98师师长、蒋琼林为99师师长。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将士战斗在反“六路围攻”的火线上。他们不仅守住了阵地，还锻炼了队伍，夺得了装备。短短半月之间，这群优秀的巴山儿女们，凭着巴山人苦大仇深的革命激情，凭着忠勇坚韧的巴人本色，迅速越过从百姓到军人的艰难途程，刚刚破土的幼苗，转眼间长成参天的大树！在一个县组成一个军，这在中国军事史上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