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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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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8 16:04:20 | 只看该作者
杨宪 
 杨宪(?-1370),太原阳曲(今山西省太原)人,字希武。明朝官吏。
  明初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克建康(今南京市),他投奔居幕府,掌文书。常出使张士诚、方国珍,因办事干练,为朱元璋亲信。洪武元年(1368年)任中书参知政事,二年迁左丞。他任中书省执政时,罢去旧吏,更用亲信,专决省事,族侍御使刘炳,劾左丞汪广洋,广洋因免官。后终因结冤太多,遂为李善长所劾,被杀。
  杨宪-生平
  朱元璋
  明初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克建康(今南京市),他投奔居幕府,掌文书。常出使张士诚、方国珍,因办事干练,为朱元璋亲信。
  杨宪是检校组织成员,而且还是其中的领导人员。作为文官中的一员,杨宪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低,并且他很有能力。刘基认为杨宪是有丞相的才能的,只是他没有丞相的器量。杨宪是检校一员的事情对于国初功臣们来说也不是秘密,要做一个好的情报人员,必然有很强的观察力,锱铢必究,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但似乎不必须要有器量,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似乎才是情报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而杨宪也的确具备这样的素质。
  1367年,朱元璋打败大敌张士诚,随即就将其地盘改称浙东行省,派外甥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杨宪名义上作为属官随行辅佐。临出发前,朱元璋告诫杨宪说:“李文忠是我外甥,他年纪还小,没有什么历练,浙江方面的事务都由你做主。如果出了问题,我只拿你问罪。
  杨宪不光是李文忠的属官,他更是朱元璋不放心外甥掌管军务而派出的检校。果然,杨宪并没有因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宠爱的外甥而有所顾忌,不多久就向朱元璋报告说李文忠不听他的话,任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橚等人干预公事。那时浙江作为前敌占区,许多读书人都在张士诚手下做过事,如今虽然归到了朱元璋的地盘,但对这些人,朱元璋却始终不大放心。一听到杨宪的报告,他立刻派人把这五个人押解进京,结果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个人则充军发配。”
  李文忠呆在浙东时间并不长,杨宪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了李文忠手下官员的动向,并一一向朱元璋汇报,他可称得上是个合格的情报人员。因此,在明朝建国后杨宪被任命为检校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搁在明朝中后期,说不定他也是个飞扬跋扈的锦衣卫大员了。
  或许在朱元璋眼里,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正可以成为他安插在中书省的一枚有用的好钉子。然而杨宪太让朱元璋失望了——他一进入中书省,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以前杨宪做检校工作,向朱元璋报告某人某事还都有凭有据,但可能是兄弟杨希圣被罢黜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他面对李善长表面上不得不恭恭敬敬,私下里却一直想扳倒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杨宪多次向朱元璋进言说:“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李善长是何等人物?在朱元璋心里,十个百个杨宪也抵不上一个李善长,杨宪这样冒进,终于辜负了朱元璋对他的期待。
  杨宪-杨宪之死
  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朱元璋提拔杨宪担任中书左丞,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杨宪刚有了实权就忘乎所以,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仇人李善长,他的躁进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就在成为中书左丞的当月,他就犯了案子被朱元璋给杀了。
  史书上对杨宪之死含糊其辞,只说是犯事被诛,犯的什么事?没人知道。他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消失得很蹊跷,其中内幕几百年后仍然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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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7:28:52 | 只看该作者
熊秉坤 

 熊秉坤(1885—1969),原名祥元,又名炎炳,字戴乾。江夏修元乡熊家湾人,后迁石嘴袁家河楠木庙村。早年因父亲早死,家道中落,读书不成,乃入商店当学徒;曾在武昌平湖门一带码头做搬运工。后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兵,升正目;1909年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宣统三年(1911年)春,加入共进会,继雷振声之后担任共进会工程第八营营代表。至起义前夕,在营中发展会员200余人,任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长。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召开联合大会,制定起义方案,采纳其建议,决定由工程营负责占领该营防地楚望台军械库。10月10日,工程营革命同志面对孙武受伤,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起义计划暴露的严峻局面,议决率先发动起义。程正瀛首先开枪打死值班排长陶启胜,后击毙前来弹压的黄坤荣、张文涛,全营振动,枪声四起。熊立即以该营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身份首先率部发难,“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随即对空连放3枪,首先率部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进攻督署战斗开始后,熊组成敢死队40人攻破督署东辕门。督署下,武昌光复。阳夏战役爆发,任民军第五协统领,先后在汉口刘家庙、大智门、跑马场一带与清军激战。
  次年1月湖北军政府整编各部,第五协编入第三镇,移驻云梦一带;3月,改协为旅,任第五旅旅长;10月,北京政府授熊以陆军少将衔,1913年补授勋五位。因反对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受黎通缉,乃弃职逃至赣、宁、沪等地。旋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黎元洪悬赏通缉和缺席审判,远走日本。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同年秋回鄂,被孙中山委为讨袁鄂军司令。后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中国国民党成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4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并受聘为湖北革命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1930年一度兼任武昌市长。1931年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6年退役。
  武汉解放前夕,参与维持地方治安,为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公安组负责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参事室参事、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孙中山90诞辰全国纪念大会筹备委员。1961年,曾同温楚珩、李白贞3人代表湖北辛亥老人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1969年5月31日逝世后葬于武昌九峰山。著有《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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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7:34:10 | 只看该作者
蒋翊武
  ,(1885年-1913年09月09日)汉族,,湖南澧州(今澧县)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原名保襄,亦作保?、保湘,字伯夔。幼年时入私塾就读,不事科举。1903年入澧州高等小学堂。次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立志推翻满清政府。嗣因参与长沙起义被学校开除,又与刘复基等以常德?园寺为总机关,联络沅、湘一带会党,晓以民族大义。1905年离乡赴上海,次年入中国公学学习,并加入同盟会。10月28日,与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革命。1907年春《竞业旬报》被迫停刊后,返回故里。1909年春与刘复基再赴上海。秋,应刘复基之邀赴武汉襄理《商务报》,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参加群治学社。1910年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初杨王鹏为主长,后由他主持社务。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为文学社,被举为社长,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是年9月14日,与共进会首领孙武在武昌楚雄楼十号召开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席会议,两团体正式合作,并派代表赴上海,与黄兴、宋教仁接洽。24日两团体骨干在武昌胭脂巷密商举义方案,他被推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10月9日上午从岳州(今岳阳)赶回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与刘复基、彭楚藩等聚议发难日期。不料是日中午,孙武等在汉口宝善里机关制炸药失事,事机泄露,遂决定于当晚起义。晚10时,清军警突然包围总指挥部,逮捕党人。他因脑垂辫子、身着长衫,未被注意而得以走脱,奔往新沟(今监利)。武昌起义爆发后,于10月13日返回武昌,担任湖北军政府顾问。汉阳失守,继黄兴任战时总司令,后改任驻汉招抚使。南北议和后,在孙武主持的军务部挂名副部长。1912年2月,在武昌创办《民心报》,与《中华民国公报》相对抗,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临时政府北迁,被袁世凯调至北京,任大总统高等军事顾问。后授以勋二位,又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皆拒不受。8月25日,孙中山在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他被选为参议,兼任汉口交通部部长,负责两湖及陕西三省党务。10月回鄂,设立汉口交通部各级机构。次年2月,奉宋教仁之命,游历长江上下游各埠,与新选议员磋商建国大计。宋案发生后,从上海赶回湖北,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旋回湖南。7月25日,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部署军队。8月6日,遭袁世凯通缉,不久,在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被捕。9月9日,在桂林丽泽门英勇就义。1916年9月,遗骸归葬长沙岳麓山,湘人为他营建汉白玉墓塔。1921年孙中山下令在丽泽门外为他立纪念碑,并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镌刻于碑上。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1903年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入常德师范学堂。
  1904年秋,协助宋教仁集结革命力量,谋响应长沙起义。失败后被开除学籍,从此矢志革命,与刘复基等奔走于沅江一带,联络会党,组织机关于常德祗园寺,以图再举。1906年入中国公学就读。加入中国同盟会。助杨卓霖创力《竞业旬报》,鼓吹革命。
  1909年秋,至武昌,任《商务报》编辑。为策动新军,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先后加入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1911年1月,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被举为社长。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合大会,被推为军事总指挥。10月9日,汉口机关部失事,党人名册、印信被查抄,起义计划暴露,形势十分危急。是日,恰逢蒋从岳阳防地赶回武昌,毅然决定当晚起义,发布命令。此时,军警四出搜捕党人,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蒋乘间逃逸,潜匿新沟以待。10日,武昌起义,全城光复。12日,赶回武昌,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提议扩充军民,组建两支义勇军,保卫汉口、汉阳。旋补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离汉,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护理总司令,负责指挥。不久被排挤去职,改任北军驻汉招抚使。
  1912年6月,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增强革命力量,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嗣任国民党参议、汉口交通部部长。袁命其为军事顾问,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坚辞不受。12月,主办《民心报》,“扬孙黄,抑袁黎”。
  1913年“宋案”发,7月,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抚使,驻防岳阳,欲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失败后,遭通缉。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境,为巡防统领秦步衢所捕,械送桂林。黎元洪闻讯,即电袁世凯请予“迅诛”,袁遂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9月9日,作《遗书》及《绝命诗》四首,英勇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
  1916年,归葬长沙岳麓山。1921年,孙中山督师桂林,亲往凭吊并立碑纪念,题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编辑本段]民国的开国元勋蒋翊武
  蒋翊武原名伯夔,又名保襄,也作保湘,湖南省澧州(今澧县)蒋家庙人,1885年生于一个长工家庭。父亲蒋皋南年轻时到城内丁公桥一家小油坊里学制豆油皮。老店主没有子女,去世后,蒋皋南接受了他们的微薄产业。蒋翊武是长子,父亲为培养他成长,便节衣缩食送他读私塾,四个弟弟则先后出去当学徒。
  蒋翊武从小聪明过人,经过十多年的私塾教育,他熟读诗书,能写一手很好的古文词赋,有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但他对科举不感兴趣。1903年,他进入澧州高等小学堂,第二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这时,革命思潮已在湘西北流行,蒋翊武阅读了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黄帝魂》等书,接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萌生了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志向。
  一次,一个清朝官员来学校训话,告诫学生不可学洪(秀全)杨(秀清),而要学曾(国藩)左(宗棠)。血气方刚的蒋翊武当众站起反驳说:“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的?”他的话,使清朝官员张口结舌,却赢得了同学的敬重。
  这一年,华兴会联合武昌补习所准备发动起义,蒋翊武参加了密谋。但起义事机不密,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人士,蒋翊武只好避回老家。
  1905年冬,蒋翊武来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由于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留日学生纷纷回国,他只好留在上海。第二年春天,一些归国学生在吴淞办起中国公学,他便进入这所学校。中国公学里革命党人很多,蒋翊武与他们接触频繁,革命思想更加成熟。他和同学们组织了竞业学会,并由刘尧澄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刘尧澄去汉口协助詹大悲接办《商务报》,蒋翊武便随刘去了汉口。汉口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不少革命者潜伏在新军里,成立团体,积蓄力量,使许多官兵接受了革命思想。蒋翊武到汉口时,新军中有一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蒋翊武、刘尧澄、詹大悲为加入这个组织,便以访员(记者)身份前往鄂西采访,因为学社负责人杨王鹏等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正在那里驻防,三人在潜江遇上了学社成员蔡大辅,蔡写信介绍他们回武昌去找留守的负责人李六如。路过天门,蒋翊武决意从军,经人介绍,他进了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
  蒋翊武等加入后不久,群治学社的活动就受到了挫折,1910年9月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但振武学社也为清政府所不容,杨王鹏、李六如等被迫离去,蒋翊武接受了任务。随后,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内同文学舍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蒋翊武被推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刘尧澄为参谋部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扩大组织,开展活动。不久,新军各标营都有了文学社的成员和组织。当时,武汉的新军有一镇、一混成协,兵额共计1.5万人,文学社成员竟占1/5以上。在蒋翊武的领导下,文学社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为反清武装起义聚结了一支人数可观的战斗力量。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川汉粤铁路收归国有,遭到川、鄂、湘、粤四省人民反对,保路运动迅速兴起。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最大,后来直接发展为反清武装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湖北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骨干在武昌胭脂巷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推举共进会领导人刘公任军政府总理,蒋翊武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有说是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另一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起义准备工作由这两个团体组成的指挥机关抓紧进行。
  蒋翊武没有参加这次联席会议,当时他随所在部队去了岳州(今岳阳),直到决定于10月10日起义后,指挥
  机关才派人通知他回武汉主持起义工作。10月9日晨,蒋翊武回到武昌,听取了刘尧澄对起义准备的介绍。刘传达了同盟会军事领导人黄兴的意见,认为湖北应与其他省同时起义,但协调工作尚未完成,因而湖北方面应推迟起义。蒋翊武认为起义应慎重从事,应与各省同时举行,所以也主张推迟进行。
  这天中午,他们刚吃过午饭,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原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蒋翊武了解事情真相后,思索着应付办法。这时,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并让人抄写20多份,分头送出。起义命令要求革命武装夺取武汉三镇,听到中和门外炮声后,即分头攻占各自目标,楚望台军械库和清督署是攻击重点。
  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事已至此,不要慌!”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尧澄手拿两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涌进。经过一阵搏斗,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蒋翊武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警官见他长袍短褂,拖着长辫,便放松了防范。蒋翊武待警官一走开,便越墙逃离。
  蒋翊武认为起义不能发动,留在武汉有生命危险,便乘船离开了武汉。但是,失去指挥的起义士兵当天夜里发动了起义,奋战一夜,终于在第二天占领了武昌。蒋翊武在船上听到起义的消息,便弃船上岸,赶回武汉指挥。
  12日清晨到达武汉,他打听到革命党人已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在谘议局设立了湖北军政府,立即前去共商大计,协同筹划防御清军进攻和推动各地起义响应。他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去汉口策动清军反正。汉口遭清军攻击,他组织督战队赶往前线与清军战斗。后来,汉口、汉阳守军不敌袁世凯北洋军的进攻,战时总司令黄兴辞职,蒋翊武被革命派推出来挽救危局。
  11月28日,他任护理总司令官,指挥保卫武昌的战斗。12月6日,因清政府与革命军停战,蒋辞去总司令,仍以招抚使名义驻汉口。1912年2月,革命派与袁世凯和谈成功,蒋改任军务部副部长。
  这时,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逐渐暴露了其反革命的真面目,黎元洪为对付革命党人,也私下同袁世凯拉关系。袁世凯为扶持黎元洪,清除湖北的革命派,便使用了调虎离山计,于6月间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当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临行前,蒋翊武召开了文学社的最后一次社员大会,决定这一革命团体的前途和出路。在蒋翊武的倡导下,会上一致决定全体加入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蒋翊武在北京整天无所事事,他对袁世凯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袁世凯授予他勋二位,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一概婉辞不受。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蒋翊武被推为参议。他赞成革命派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认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独裁政权。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优势,宋教仁南下一路宣传自己的政见,蒋翊武也前往上海、武汉一带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蒋翊武感到靠议会和政党内阁是不能阻止袁世凯独裁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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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7:45:08 | 只看该作者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川汉粤铁路收归国有,遭到川、鄂、湘、粤四省人民反对,保路运动迅速兴起。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最大,后来直接发展为反清武装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湖北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骨干在武昌胭脂巷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推举共进会领导人刘公任军政府总理,蒋翊武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有说是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另一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起义准备工作由这两个团体组成的指挥机关抓紧进行。
  蒋翊武没有参加这次联席会议,当时他随所在部队去了岳州(今岳阳),直到决定于10月10日起义后,指挥
  机关才派人通知他回武汉主持起义工作。10月9日晨,蒋翊武回到武昌,听取了刘尧澄对起义准备的介绍。刘传达了同盟会军事领导人黄兴的意见,认为湖北应与其他省同时起义,但协调工作尚未完成,因而湖北方面应推迟起义。蒋翊武认为起义应慎重从事,应与各省同时举行,所以也主张推迟进行。
  这天中午,他们刚吃过午饭,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原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蒋翊武了解事情真相后,思索着应付办法。这时,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并让人抄写20多份,分头送出。起义命令要求革命武装夺取武汉三镇,听到中和门外炮声后,即分头攻占各自目标,楚望台军械库和清督署是攻击重点。
  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事已至此,不要慌!”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尧澄手拿两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涌进。经过一阵搏斗,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蒋翊武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警官见他长袍短褂,拖着长辫,便放松了防范。蒋翊武待警官一走开,便越墙逃离。
  蒋翊武认为起义不能发动,留在武汉有生命危险,便乘船离开了武汉。但是,失去指挥的起义士兵当天夜里发动了起义,奋战一夜,终于在第二天占领了武昌。蒋翊武在船上听到起义的消息,便弃船上岸,赶回武汉指挥。
  12日清晨到达武汉,他打听到革命党人已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在谘议局设立了湖北军政府,立即前去共商大计,协同筹划防御清军进攻和推动各地起义响应。他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去汉口策动清军反正。汉口遭清军攻击,他组织督战队赶往前线与清军战斗。后来,汉口、汉阳守军不敌袁世凯北洋军的进攻,战时总司令黄兴辞职,蒋翊武被革命派推出来挽救危局。
  11月28日,他任护理总司令官,指挥保卫武昌的战斗。12月6日,因清政府与革命军停战,蒋辞去总司令,仍以招抚使名义驻汉口。1912年2月,革命派与袁世凯和谈成功,蒋改任军务部副部长。
  这时,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逐渐暴露了其反革命的真面目,黎元洪为对付革命党人,也私下同袁世凯拉关系。袁世凯为扶持黎元洪,清除湖北的革命派,便使用了调虎离山计,于6月间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当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临行前,蒋翊武召开了文学社的最后一次社员大会,决定这一革命团体的前途和出路。在蒋翊武的倡导下,会上一致决定全体加入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蒋翊武在北京整天无所事事,他对袁世凯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袁世凯授予他勋二位,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一概婉辞不受。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蒋翊武被推为参议。他赞成革命派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认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独裁政权。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优势,宋教仁南下一路宣传自己的政见,蒋翊武也前往上海、武汉一带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蒋翊武感到靠议会和政党内阁是不能阻止袁世凯独裁统治的。
  7月,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这时蒋翊武正在澧县探视父母。他在家接到友人催他去长沙发动湖南独立的电报,便向父母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他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湖南都督谭延闓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但并不真正反袁;虽然宣布独立,却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准备。江苏、江西等地的讨袁军遭受失败后,湖南于8月12日宣布取消独立。蒋翊武回到长沙,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与其他革命党人逃离湖南。别人都经汉口乘舟沿长江东下,蒋翊武觉得汉口太危险,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于是决定改道广西去香港。
  蒋翊武走到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为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押解至桂林。秦步衢查明被捕者是被袁世凯下令通缉的要犯蒋翊武后,兴奋异常,一面对蒋严加看管,一面打电报给袁世凯邀功请赏。蒋翊武的朋友听到消息,立即向桂军师长陈炳?求情,陈说蒋是要犯,不能徇私,仅令别居一室,指派刘家正专门看管。不久,袁世凯电令广西方面把蒋翊武就地枪决。陈炳?命令刘家正拿着袁世凯的电报给蒋翊武看,并告诉他第二天执行枪决,蒋翊武毫无惧色,并向刘家正谈论必须武装讨袁,认为不除此人,必然祸害民国。蒋翊武又向刘家正索纸要笔,书写遗嘱,并为遗腹子取名。
  第二天,天气酷热,蒋翊武对刘家正说:“治斋(刘家正字),天气太热,可否改在傍晚执行,以免暴尸当午。”刘家正表示同意。下午4时,刘家正备饭,佐以白兰地酒款待蒋,蒋丝毫不把即将到来的死亡放在心上,他痛快地吃饭喝酒,以至微有醉意。饭后,即押赴桂林丽泽门外行刑。刑场监视员是营部副官黄沛然,监斩员是营部副官陆云高,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蒋翊武这时穿着丝绸衫裤,从容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讲革命真理,慷慨激昂,听众动容,有些为之失声痛哭。执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事情有变,突然拿出手枪,从背后向蒋翊武开枪,蒋翊武就这样就义了。友人为蒋翊武装殓,时间是1913年9月9日。
  临刑前,蒋翊武写了四首绝命诗,其中两首说:“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诗里,他对壮志未酬感到惋惜,对政权落在袁世凯手里感到痛心,他无力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全诗蒙上一层感伤色彩。
  蒋翊武就义时,年仅28岁。死后,一直受到人民的纪念。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下令为蒋翊武立纪念碑,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个字镌刻于碑上。蒋翊武的遗骸则在1916年护国战争胜利后归葬长沙,高耸于岳麓山腰的汉白玉墓塔,至今仍在不断地向人们讲述英雄的革命业绩。
  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
  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市区翊武路南段东侧。青石砌筑。碑座为3层踏阶,每层边长2.75米,高0.8米; 碑身为四方形椎柱体,通高4米。碑北面刻孙文题字。其余3面刻胡汉民所撰纪文。
  蒋翊武(1885~1913),湖南澧县人。辛亥革命前夕曾任武汉文学社社长,主办《大江报》,武昌起义时担任总司令兼防御使,后追随孙中山参与讨袁。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由湖南来桂林途中,至全州黄沙河被巡防营统领秦步衢部逮捕,同年9月1日押解至桂林,9日被袁世凯电令处死,就义处在桂林城丽泽门处。时年28岁。1921年孙中山来桂林督师北伐,嘱胡汉民为蒋翊武先生写传略,并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碑文,还亲临就义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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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7:52:02 | 只看该作者
  孙武,

男,汉族,湖北夏口人。1896年考入武昌武备学堂,1900年参加唐才常汉口自立军,被推为岳州司令。1904年9近代革命家孙武月赴日本,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5年11月归国。加入武昌日知会,并帮助刘静庵办江汉公学。1908年夏,再往日本,入大森军事讲习所,研究野外战术及新式炸弹;8月与焦达峰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任军务部主任,不久被推为湖北主盟。回鄂策划革命。1909年编会党为五镇,旋赴梧州参加起义,事败退居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被武汉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推为主席。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1912年3月,自行引退。1915年12月,任参政院参政。1922年,鄂督萧耀南委其为汉口地区清查督办。1926年夏,任湖北地区清查督办。北伐军抵武汉后,孙退居北平。
  孙武是清朝末年革命党在华中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武昌首义前一天,他在汉口宝善里22号的楼房中搬移炸弹,部署起事,不料用力过猛,把一个玻璃管子撞破,药水滴在炸弹里面,“轰隆”一声炸弹爆炸,把他的面部烧得稀烂。幸而同志们用一块毛巾盖在孙武脸上,装扮成病人,坐了一辆人力车送往同仁医院就医。由于这一爆炸,惊动了印度巡捕,发现这个革命机关,通知清朝总督衙门,逮捕了许多志士。这些志士慷慨成仁,第二天激起了武昌起义,而孙武因为养病没有参加起义壮举。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不在,群龙无首,方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黎元洪。但孙武的大名,仍是武昌起义初期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大家都知道革命党的领袖是孙文,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兄弟,这对当时革命士气,有很大帮助。后来他任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都是副部长。
  1939年11月10日,孙武病逝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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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8:16:04 | 只看该作者
张振武 

  性 别:男
  民 族:汉族
  籍 贯:湖北罗田
  出生年月:1877年
  牺牲日期:1912年08月16日
  
  原名纯锦,号尧鑫,字春山、春三,更名竹山。湖北罗田人,寄居竹山。早年毕业于本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受业师时象晋影响,萌发反清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变卖家产自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人体育会,习战阵攻守诸法。1905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长崎。继又返鄂,执教于武昌黄鹤楼道小学。因鼓吹反清革命,几遭逮捕。后创办体育会及公立学堂联络同志。1909年加入湖北共进会,帮力、会中理财事务。1911年9月,出席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会议,预选为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副部长,旋回乡变卖祖产,以充革命经费。1911年10月9日清吏大肆缉捕党人,张于危难之中,联络各方准备发难。武昌起义后,参与组建湖北军政府,任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主持军务十余日部署有序,颇具胆识。阳夏战争期间,凡民军赴前线,必亲往激励,以振士气,并多次印发白话文告,阐明革命大义及作战要领。汉口失陷,派人往各州县办理民团,又亲赴青山、张公祠、梅子山、扁担山一带布置防御,并派员在前线招降北兵。汉阳危急,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后退守武昌,鼎力襄助总监察刘公守城。黎元洪出走葛店,主张去黎另举贤能,为黎所深恶。1912年1月,张携巨款赴沪购械。在沪广事交游,谋另组北伐军,倡言二次革命。返鄂后,加强将校团力量,联络援鄂赣军冯嗣鸿部,创办《震旦民报》,设立男、女中学,独树一帜。深为黎元洪所惧,乃电请袁世凯畀以官职,调离湖北,张两度未就,黎设计诓之入京,复密电袁将其捕杀。1912年8月16日凌晨1时,张在京遇害,归葬竹山县北乡木鱼山黄土坡。
[编辑本段]张振武案中的真真假假
  余衔玉 高冬梅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山,生于1877年,湖北竹山人。此公为武昌首义元勋,没有为共和的创建死于战场,而死于起义成功后的政治阴谋,成为民国史上的奇案。张振武其人其事,孙中山、黎元洪、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各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张振武案中便存在着各种是是非非、真真假假。1912年共和初建的中国,各种报纸从不同的立场上去报道张振武案,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当代人写不好或不好写当代史,笔者移目90年前近代史上的张振武案,或许能梳理个明白。
[编辑本段]真拥黎还是假拥黎
  人们常说,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性与软弱性导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武昌起义中起用封建官僚黎元洪,由他担任起义的领导者。但作为一个阶级的性格和作为一个人的性格往往是不同的。张振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者中的一员,其个人性格能否完全反映其所属阶级的性格呢?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还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者?他对黎元洪的态度到底如何呢?这就要具体看一看武昌首义中的张振武。
  张振武少年时期就学于湖北省师范学校,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肄业后在武昌省城黄鹤楼道小学当教师。他很善于教学,常在讲课时启发学生革命思想,唤起学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观念。不久他参加了共进会,帮助料理会中的财务事宜。为了革命需要,他不顾家人反对,卖掉了湖北罗田、竹山老家的田产。一些革命同志向他求援,他都尽力给予帮助。
  武昌起义谋划已久,但因机关破坏,领导人非伤即逃。首义成功后,谘议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组织政府,原拟定的文件毁于战火,导致无军政首长可遵,无成规可循,会议诸将大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这时张振武较有识见,倡设军务部,总揽军队编制、人事配备、饷项支出、机关存废等事。会议推举孙武担任正部长,但此时孙因伤不能视事;推举蔡绍忠为副部长,但蔡认为自己未加入革命团体,因而遇事不敢个人做主。张振武任军务部副部长,实际上他以副部长代行部长职务。
  黎元洪任都督,张振武一开始就不赞成,由于多数党人同意和守旧士兵拥戴,难于挽回。20日中午,黎还在忸怩作态,张振武曾当面予以斥责。这天晚间,他又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声言不如就此杀掉,以免贻误后事;而蔡济民、吴兆麟等却力主优容;李作栋也劝和平相待。解放后李作栋谈到此事,还认为当时自己过于软弱,不如张振武富有革命性,敢于独持非议。黎元洪欲杀张振武,究其原因,最早就在于此。
  汉口汉阳作战期间,张振武三次印发《敬告我军人的白话文》,大意是说,革命目的在于推倒清朝,现在武昌起义,多处响应,清军倾巢南犯,战而胜之,就靠全体官兵的努力。此外,他经常上前线巡视。凡军队自武昌开拔,先在都督府集合,由张副部长讲话。当得报清军将至新沟,汉阳危急,他立即命人拿出军务部名册,点名编队赴援,由他亲自率领部队,连夜驰赴前线。他在跨越障碍物时落人水中,遇救得以不死。
  10月17日召开扩大军事会议,黄兴报告汉阳失守,建议放弃武昌,合力东取南京。黎元洪本无战意,诺诺连声。张振武在前排以刀斫地,正欲反驳,这时范腾霄起立发言,力陈武昌可守,清军不足畏惧。张先欢呼鼓掌,然后站起厉声说道:“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黄兴见反对者势头甚猛,先行退席。黎元洪至此也连称当与城共存亡。会后人心惶惶,准备逃难。张振武跨马巡行市上,大呼:“汉阳不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军民闻之稍安。
  11月10日夜间,范腾霄去都督府谒见黎元洪,见黎正收拾行李准备出走,范自知难以制止,便急奔军务部,告之张振武。张即与范直奔都督府,严责黎元洪不守诺言,为起义大局起见,止其出走,并吩咐甘绩熙、丁复二人:“我以都督交你二人,都督如走,惟你二人是问!”可是到12日黎明,黎元洪得到军务部部长孙武支持,仍率其亲信直奔葛店。
  黎元洪出走,守城之事由刘公出面维持,张振武处于协助地位。张还扬言:“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众谓大敌当前,不应轻易更动。张振武虽耿耿于怀,但也无可奈何。不过张振武为人没有多少城府,说过即了,但黎元洪因此却日益滋长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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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8:26:28 | 只看该作者
是真结党还是假结党
  黎元洪不满张振武,并离间张和孙武,这样张振武只能自行其是,从各方面打好基础,寻找自己的支持者。为此张加强将校团力量;创办男女中学各一所;发刊《震旦民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进一步拉拢江西援鄂军冯嗣鸿部。但这一切成了黎袁勾结、共谋杀张的把柄。
  黎元洪不愿也不敢担当诛杀首义元勋之名,因而电请袁世凯,调首义有功将士人京。张振武一开始没有答应,去而复返;黎电请袁世凯许张以蒙古调查员,张仍拒绝接受;黎便又生一计,再次电请袁世凯改任张东北屯垦使,设立机关,并由邓玉麟等伴同入京。张振武向袁提了些条件,袁均允予照办。
  就这样,张振武以起义元勋,率其大将方维来到北京。初到京城时,袁世凯对其优礼有加。张振武也放松了警惕。据《亚细亚日报》1912年 8月15日报道,14日晚上,张振武特约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宋教仁、张继、刘揆一、李肇甫、刘彦、田桐,与共和党党员十余人会饮于德昌饭店,借以联络感情。此时张振武慨然以调和党见为己任,他说他目睹党争,危及大局,因此自己不想结党,不营私利,但求党见日消,共维大局,力护共和。大家也都同意张的见解,认为政党不能强同,党见万不可有。有人在席间还发表演说,宾主兴趣皆浓,应酬到晚间10时,尽欢而散。
  15日晚上,张振武又在六国饭店大宴京鄂要人,段芝贵坐首席,陈宦次之。段芝贵当时就已携带处决张振武的军令,宴会还没有结束,就说有点儿小事,先行告辞。其余客人,都纷纷找借口离席,神情状态已异常离奇。张振武等宴散欲返前门西边住处时,约在10点左右。六国饭店在东交民巷,由东交民巷到前门的西边,马路不通,须经临时开的大清门栅栏,绕行棋盘街。当张振武马车刚到栅栏门时,在此埋伏的士兵已将栅门关闭,不准通行。张及其所带差官,颇有抗拒,但皆被拘拿。张振武被捕后,随即用大车解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向张振武宣布:“大总统接副总统密电,谓张振武率党徒方维在京谋不轨,破坏统一,即行正法。”张振武问:“何以执行如是之速?”陆建章回答:“某部次长由府中来电话,令到即枪决,免生枝节。予执行职务,所知者此耳。”
  张振武被杀,全国舆论哗然。1912年8月15日黎元洪为解脱困境,编造一系列所谓罪状,说张振武以小学教员参加起义,怙恶结党,并勾结土匪,屡谋不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方维同恶相济,一并处决。袁世凯在杀了张振武后,为将责任推给黎元洪,立即让陆军部电复黎元洪。电文云: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因当曲予优容;破坏共和,倡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不得已之苦衷。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请予处分,应勿庸议。
  即使这样,他们仍无法向全国交代。黎便在8月16、17、19日,连发三电,为自己辩解。黎言,杀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张蓄谋结党,颠覆共和;张振武在湖北发生的几次风潮中,均是主要策划者;张自募军队600余人,抢夺兵站军米,诱令石龙川联络领事团,令方维勾结李忠义、祝常六等,密谋起事,所以将张骗到北京下手。因舆论谴责不已,黎元洪又用鄂军全体名议于25日发出通电,共列了15条所谓罪状,把当年春季间驱逐孙武和反对曾广大任军务司长,也加在张振武头上。说什么武昌革命后裁兵之际,张暗握重兵,潜伏租界,如果逮捕,即动干戈。又说什么由于“军务长之凶焰,将校团之淫威”不敢将张杀于湖北而谋于京师。
  但黎的解释不能让在北京的湖北参议员满意。在参议院开会时,他们详陈事实,据理力争,为张振武辩护。他们认为,武昌少数军人动乱,意图在于劫财,而这个时候张振武还在上海,没有回到湖北;他们驳斥了黎元洪的通电,说事实恰恰与黎的通电所言相反,张改任都督府高等顾问后,听说少数军人动乱,即奔走各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没有酿成巨祸。此事武汉很多人知情,何言乘机思逞!同时,在北京的湖北参议员还指出了黎通电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说与张振武同时被杀的方维,是将校团团长,所有团员,对团长莫不感服,可通电又说幸亏团员深明大义,不为团长所惑,两相不能自圆,行背乎言,难以服人。将校团成员,显与蠢动无关,也与张的所谓结党思逞无关。
  进而参议员又质问黎副总统,张振武何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湖北自光复以后,秩序井然,一开始就没有所谓土匪,怎么能谈上与土匪勾结?张振武军官一职,起义后便已解任,张对各营兵士既然没有统带之权,怎么会有了操纵之术呢?“至振武此次在鄂革命,为满清政府言之,诚属狼子野心,昌谋不轨。然铲除专制之淫威者,即系造共和之幸福,谓振武破坏专制则可,破坏共和则不可。不然,当其起义之日,敦请副总统出而视事,果何为者?改称中华民国,又果何为者?况此次人都,曾席请各党贤杰,消除党见,其维持共和之苦心,有耳共闻,有目共睹。乃竟谓其勾结土匪,破坏共和。不知黎副总统所指土匪者为何人,所谓破坏者为何事?”
  至于张振武办《震旦日报》一事,黎元洪电称,“张振武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藉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但参议员们据理质问,共和国家,主权全在人民;言论自由,民国约法也已明文规定;报馆开展批评,自有法定之权;在报纸上发表党见同样合乎法律规定。因此,在参议会上参议员慷慨陈词:“试问参议员诸君,谁非身借政党,谁无几篇文字登人报纸?姓名之在报纸,受报纸之颂扬,身隶党籍者,更不知其几千万恒河沙数,其将尽诛之乎?且黎副总统为共和党之理事长,又为同盟会之协理,统一党之名誉理事,其姓宇之于报纸,日必数见,则黎副总统已在可杀之列矣!”
[编辑本段]真依法还是假依法
  张振武案发于民国初建,立即让人联想此案的办理是否符合革命者孜孜以求的法治精神。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如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就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在《民立报》看来,民国总统与专制皇帝相同,他们的命令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圣旨;民国虽建,但人治犹在。《亚细亚日报》的评论者还就张振武案,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制相比,借以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当前清专制之时,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发之后,搜得铁瓮累累,证据如山,审判之结果,犹仅予以监禁。萍乡之役,胡瑛、朱子龙、刘家运响应于武昌,事发被系,亦仅予以监禁十年。”也就是说民国法制尚不如前清法制。
  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讨论相当热烈。大体认为,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均是违背约法。参议员彭允彝观点鲜明,要求维护法律尊严。彭说从张振武案可以看出,参议院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对人民的生杀予夺可以依据总统命令,而不必依据法律,因此此时可以谓之无政府,无参议院、无法律、无政治;破坏约法,推翻共和,实属令人痛恨,提出质问书,不仅为振武一人言也,为民国前途起见耳!
  参议员陈家鼎认为,民国初建政府藐视参议院之事,已不止一次,而以杀张振武之事为最甚,所以,张振武之事非常紧要,关系国本。应在法律上着想,提出弹劾案,以尽参议院职责;提出弹劾案,弹劾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
  参议员刘彦进一步认为,此事不仅在弹劾陆总理、段总长,并在弹劾副总统。副总统以空空一电,毫无一句确证之语,徒有倡谋不轨,愈接愈厉之空话,以此种空话可杀张振武,将来即可以此种空话杀百姓。
  在参议院还有二十余参议员,认为此案办理之法,亦多暖昧难明,须联名向政府提出质问案,要求大总统袁世凯与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
  在参议院的压力下,袁世凯就想让黎元洪承担责任,保全自己。根据参议院的质问书,袁在复参议院咨文中说:
  查此案情节重大, 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候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复答。……
  显然,袁世凯是将球踢给了黎元洪。黎不得不从湖北发来长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答复。8月23日上午的会议更加激烈。段祺瑞登台答辩,声言按黎副总统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从质问案所提7个方面予以作答。实际上段以军法为借口,绕过了国法,说张振武是一军人,不能捕送审判厅,犯罪的事实均在其任军务部时所为,无一事不关系军务,所以军法从事。在武昌已经开过军法会议,证据齐集,至于判决手续,也已经在武昌经过,不过由中央执行而已。随后还说,此次出席贵院,如以为尚不满意,则黎副总统日后当有电来,一候得有黎副总统详电后,再行详细报告。
  段祺瑞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参议员们满意,参议员刘彦反问:在北京行刑而在武昌开军法会议,军法会议固如此开乎?现在贵总长所报告,实不成为理由。为张振武事武昌已开过军法会议,然何以黎副总统所来之电报并未言及,大总统答复之公文亦并未言及,可见政府违背约法。他要求请陆军总长再行答复。
  陆军总长段祺瑞便再行答复:张振武罪状,实有碍难宣布之处。张振武此次来京,所带之人极伙,而北京为民国都城,关系重要,秩序岂可再经扰乱。政府一再衡量利害轻重,为大局起见,而不得不在北京行刑。
  参议员李肇莆的追问迭至:“本席只就简单事实质问。请问杀张振武之先,曾开军法会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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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8:40:40 | 只看该作者
段祺瑞:“方才曾经报告,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
  李肇莆:“是否开军法会议?”
  段祺瑞:“军法会议亦系由高等军官研究罪状。”
  李肇莆:“请问开会议之时,究系何日?”
  段祺瑞:“本月13日曾经开会讨论,14日亦开会讨沦。且总统亦曾经在座。”
  李肇莆:“请问开军法会议,大总统应否在座?”
  段祺瑞:“系在大总统府开议,府中房屋皆系毗连,故大总统亦在座。”
  李肇甫:“杀张振武之证据,除此湖北两电报之外,尚有何项证据否?”
  段祺瑞:“所谓证据,不过即系他所犯之罪状,除此电报之外尚有公文。”
  最后段祺瑞说:“总之,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至此危险之时,将若何维持耶?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李肇甫总想将张振武案纳入法律视野来探究,包括军法会议与高等军官会议的区别,大总统作为行政长官是否有权参与审判,杀张振武的确切法律证据等,都是直关法律问题。最后问得段祺瑞露出了破绽,承认“手续错误”。只得一再声明不依法杀张是以国家为前提,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有稍纵即逝之虞。段还表明态度,情愿自己认错,参议院如果能原谅政府就无须再三质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
  8月28日参议员张伯烈、刘成禹、时功玖、郑万瞻等人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同日,参议员刘星楠、宋汝梅等认为根据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一项,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黎元洪任意行使其参谋总长之威力,竟以就地正法四字,为其杀人之惯例,显然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
  因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及咨请查办参谋总长案,参议院内国民党及共和党两派议员大起冲突,拍案数响;旁听席中,亦有大呼助阵者。参议院议长左瞻右顾,不能维持。这种情形,为民国后来议院中所没有,复杂中也表现出先进。
[编辑本段]真惜张还是假惜张
  张振武一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态席。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张振武死后,人们一致认为,张有功于民国,死得可惜。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人都同情死者,人死了都说好,照样是由于政治原因。所以在这里有真惜张,也有假惜张。
  在革命党人看来,张振武有功于民国,张被处死是对共和的破坏,是对革命势力的打击。案发后,同盟会立即召集职员、评议两部开会,认为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遂联合议决,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与同盟会断绝关系。
  张死后第三天,革命党领袖之一黄兴,就致电袁世凯:
  袁大总统鉴: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军统领衙门宣告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权结党,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全电归结之语,注重于“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张振武不能受爱与受忍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抑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之判断乎?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解群疑。共和幸甚!大局幸甚!
  但孙中山北上以后,与北上以前有所变化,为此事致电黄兴。
  上海黄克强先生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且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显然,孙中山北上后,一开始对袁世凯抱有希望,在政治上比较信任,因而在张振武案问题上和袁世凯观点一致。
  在袁世凯看来,张振武案是一个政治阴谋,一举可张大总统的声威,损毁副总统的名望。大多数人会以为,张振武被杀戮,乃黎元洪所为,并非大总统所为。就这样,武昌方面的革命文武人物推戴副总统者,群相解体。所以在张振武被杀后的第二天,袁世凯就让人在金台旅馆门首出布告一道,将副总统原电抄录;次述张振武罪状,照武昌来电判决;更奖励张振武起义有功,照上将礼赐;结尾更加以惋惜之词,谓不能与副总统共始终,致干国纪云。
  袁世凯还在杀张之后,指使陆军部电复黎元洪,让黎将杀张责任担当起来,自请处分。电文如下: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破坏共和,倡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不得已之苦衷。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请予处分,应勿庸议。
  黎元洪便也做起样来,言“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从优抚恤,伸生者得所,死者瞑目,……临电揽涕,咽不成声。”曾与张振武有矛盾的孙武和黎的态度一样,赴长椿寺张振武停棺处,扶棺大哭。又到金台馆,抚慰张的家属,经理丧事。孙还致电黎元洪,谓”振武之诛,系由钩电。悲痛之下,肉颤心摧。”
  8月27日张振武遗体由火车运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恭迎灵柩渡江2000多人。28日黎元洪至抱冰堂志祭,并亲写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同时,作出决定:发给遗属恤金一次2000元。所办学校改为公立;《震旦民报》由国民党支部接办;将校团解散。黎元洪在灵堂内失声痛哭,不知是真哭还是假哭。在场人认为,这哭里面既有政治,也有阴谋。
[编辑本段]张振武被杀案件
  在辛亥武昌首义时,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民国厥功极伟,那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闻武、张振武。
  孙武是清朝末年革命党在华中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武昌首义前一天,他在汉口宝善里22号的楼房中搬移炸弹,部署起事,不料用力过猛,把一个玻璃管子撞破,药水滴在炸弹里面,“轰隆”一声炸弹爆炸,把他的面部烧得稀烂。幸而同志们用一块毛巾盖在孙武脸上,装扮成病人,坐了一辆人力车送往同仁医院就医。由于这一爆炸,惊动了印度巡捕,发现这个革命机关,通知清朝总督衙门,逮捕了许多志士。这些志士慷慨成仁,第二天激起了武昌起义,而孙武因为养病没有参加起义壮举。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不在,群龙无首,方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黎元洪。但孙武的大名,仍是武昌起义初期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大家都知道革命党的领袖是孙文,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兄弟,这对当时革命士气,有很大帮助。后来他任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都是副部长。
  蒋翊武是湖南澧陵人,少倜傥有大志,在鄂军中组织群治学社,又改为振武学社,又改为文学社,是武昌起义的原动机关。孙武在汉口出事后,蒋的革命机关被侦破,遂和刘尧澄、彭楚藩、邢伯谦等被捕。蒋装成乡愚状,所穿衣服亦像一个乡愚,且垂辫子,清吏遂将之开释,乃避赴武昌城外。黎元洪任都督后,蒋担任军事顾问。袁任总统后,蒋奉召入京,任上将衔军事顾问。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法律政治,且入体育会练习战阵攻守诸法,后由湖南人刘彦介绍入同盟会联络部,担任组织湖北革命机关之责。武昌首义时,众军拟拥黎元洪为都督,黎再三推辞,张振武对吴兆麟(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这一番话后来当然传到黎元洪耳内,因此,张对黎固然意存轻视,而黎对张亦颇有戒心,彼此嫌怨日深,未能化除。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邀武汉首义诸豪杰入京,黎亦希望调虎离山,除去这些眼中之钉。于是张被袁邀入京,受隆重款待。
  辛亥“三武”都是非常瞧不起黎元洪的,张振武在北京惨遭杀害,种因便起于此。
  黎和“三武”中,比较与孙武亲近。张振武则和黎最先闹翻。他在汉阳之战后,便到上海去负责购买枪枝、弹药和服装,这期间两人即极不愉快,主因是张振武所购的军用品,多数不合用,这可以从他们往来的电报中见其端倪。
  民国元年1月27日,张振武自上海电黎:“现到机关枪七生点五日本速射炮弹均全,商请邵保拨款,渠不承认,请速另汇八万五千两,找价免延认罚。哈喇呢雨衣已订万套,价五万两,十日内两交,亦祈汇款。”29日黎复张电:“所购到鄂之枪,已经试验,均系废枪,不能适用,尚须速向该厂严重交涉退换。又据来电,所购枪炮子弹均已到沪,须汇款五万元,但不知所购之炮弹、机关枪及该枪子弹为若干?已付银若干?分别电复,即将所购之枪炮子弹全数运鄂,试验后,如能合用,再行交款,庶免受欺。”2月5日张自上海电黎:“枪炮验讫,因找价未清,致不能就江裕轮运上。此后沪船又须一律运兵往浦口、烟台各处,未便借用。查快利在鄂,请速饬来沪制造局接运。”同日黎复张:“所购之机关枪果能适用,须迳运鄂,照价给款,无须通融借给。前所购之枪业已试验,内有坏枪三分之一,缺刺刀者三分之二,子弹因年久药性失效,不能用者三分之一,似此虚糜公款,咎将谁归?须将经手各事清理完结,迅速返鄂为要。”2月6日张振武、陈宏诰联合电黎:“洋商固执不允运鄂找价,并将货物搬至岸上不交,立望电汇五万两,庶可早归。否则迁延枉费,不堪设想。至前购之枪,系丁复亲验无讹,缺失之处,应询丁君。此次枪弹由武验看,确系全新,运鄂如有不符,武负完全责任。”2月7日黎电张:“电悉,足下购办军械,经手甚巨,仅据清册,恐难明晰,现正派员来沪接洽,务将所购军械,全数交清后再行北上为盼。”2月9日张复电:“电悉。武所购枪械、军衣、银照、杂件造具清册,并交陈宏诰等解回。枪械因所欠余款由谭人凤君交出,已分一半,作为救烟(烟台)扫北(北方)之用。现两方面物件均已下船启行,可勿庸派员来申。”11日陈宏诰电黎:“沪上购取衣物器械及清册,振武已交宏诰运回,今日开轮,途中因两次停轮,约七日方能到鄂。青电拟派员来,请免。振武订明日起程。”12日黎复上海陈宏诰电:“电悉,现南北联合,烟台已无战事,张振武所购衣物器械,望全数运鄂为要。”
  从上面这些零碎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张振武是个桀骜不听命令的人。他经手买的军火是否真如黎电报中所说的那样不合用,还没有证据,不过他敢于随便把所购军火分一半自己要去救烟台扫北方,则太任性了。
  张振武应召入京后,袁世凯派他为蒙古调查员,他未置可否,便再回到武汉。黎元洪对张本有疑忌,好容易调虎离山,把他送到北京,他竟又折返,可见他对武汉是有野心的,因此,更加猜嫌。这时,全国各地由于欠饷和裁兵,游勇无归,所在谋变,此起彼伏,如驻宁的赣军、苏州的先锋营、滦州的淮军马队、洛阳的清军、芜湖的卢军,及通县、滁州、浦口、景德镇各地的驻军,以及奉天、山东、安徽各省会的防兵,均陆续哗变,幸立即剿抚,才告平定。湖北为革命首义之地,喜动恶静,辛亥革命有功官兵,部分恃功而骄,甚难节制。如襄阳府司令张国基不服编遣,攘杀调查专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以改革政治为号召,企图推翻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著名的楚望台军械所守兵亦发生兵变,在这次兵变中,据说黎元洪查到主谋人是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当张振武由北京折返武汉时,黎元洪怕他真的在武汉有所行动,又不愿明目张胆对付他,乃邀请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和郑万瞻由北京返鄂,表面的理由是调停孙武和张振武的嫌怨。孙武因为亲黎,所以和张水火。刘成禺等返鄂后,杯酒言欢,孙、张遂重归于好。这时袁世凯聘张为总统府顾问。黎元洪劝张入京就职,张亦慨然允诺,束装启程,于民国元年8月8日抵达北京。同行有武昌将校方维等13人,及随从仆役30余人。刘成禺、郑万瞻、罗虔等亦于第二天由鄂抵京。8月11日孙武也抵京,鄂省要人于是冠盖京华。在张振武来说,似已决心结束鄂省野心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大祸已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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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8:56:31 | 只看该作者
就在8月13日黎元洪自武昌给袁世凯一封密电: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8月13日晚上,袁世凯收到黎元洪密电时,即亲取保险柜锁匙找密电本,当时不知密电内容关于何事。不巧这天开保险柜锁匙老开不开,这个保险柜只有袁本人和梁士诒有锁匙可以开启,袁乃请梁帮助开柜,取到密电码本,自行译校。校毕神色紧张,立命梁通知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三人来府,秘密商量对黎电如何处理?对张振武是否下手?梁士诒主张再去一电询黎,是否确属黎本人意思。15日得武昌复电,据称13日电确属黎本人主意,于是袁世凯才决定逮捕张、方两人,立予正法。其命令云:“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处长遵照办理。”在此令中末句“遵照办理”,办理何事?就是黎所请求将张、方二人正法。袁这一句伏笔,表示杀张、方二人只是应黎之请也。
  所有这些暗中活动,张振武当然做梦也想不到,他于8月14日还在北京德昌饭店请客,大宴同盟会和共和党的要角,在酒筵中还发表演说,调和党见。
  8月15日晚六时,王天纵宴集北方军人及湖北来京将校,张振武赴宴后,更在当晚8时偕湖北将校自作主人,宴请北洋重要将领于六国饭店,姜桂题、段芝贵等均在座。这时候段已奉到处决张的密令,一席未终,段称有事先行告辞,其余客人也纷纷退席,主人则不知已大祸临头。
  北京的六国饭店,是位在东交民巷,由东交民巷至前门之西,正在翻修马路,所以改道由大清门绕棋盘街作为临时便道。张振武离开六国饭店约在当晚 10时左右,当时代步还没有汽车,完全是用的马车,由六国饭店出来,共三辆马车,张的老表前江西协统冯君马车在前,张的马车居中,湖北参议员时功玖的马车殿后。冯等马车驰至大清门栅栏,两旁已埋伏了绊马索缠住马蹄,于是伏兵四起,首先把冯缚了。冯问为什么事?有一军人问:“你是不是姓张。”冯说:“我不姓张,我姓冯。”军官乃连说错了错了,即令士兵解冯之绳,而冯已受微伤。原来冯与张均长身中瘦,有点相似。接着张振武马车亦抵栅栏门前,栅门已闭,一阵喧哗,有指挥刀斫马车玻璃声,于是张被拖了下车,五花大绑,随从和车夫亦被拘拿。张被捕后即用大车解送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这时前门以东至小沙土园一带均戒严,押解行列共大车三辆,马步军数十名持枪露刀,军队先将行人驱散,其后则有民装数十人,两人一排,尾随其后,沿路铺户皆熄灯灭火,如临大敌。
  张振武在前门大栅栏处被捕是晚上10时,而方维的被捕则比张早一小时。方维系在其住所金台旅馆被捕,约有百余名游缉队将金台旅馆包围,附近戒严,方就逮后,所有随张由湖北来的人均被暂时看管,不准出入。
  张被押至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出见,解缚对语,彼此先还说一两句寒喧语。张很生气,见自己的马车夫亦被缚,乃对陆说:我不知我为何被捕,我的马车夫与我毫无关系,应该先释放。陆立即命副官释放。然后张向陆要纸笔,写了一封短柬给前鄂军第四镇统制当时在北京与袁颇接近的邓玉麟,函中略云:弟忽被大总统之军队所缚,不知是死是活,请兄为我分明,身边未有分文,请兄为我设法。末并请邓照顾其随从人员及家属。信写好请陆派人送,陆也立即交人送至十二条胡同邓寓。张其后发觉一部分家人也被缚,乃告陆说:我的家人请开释。陆也应允,立将其家人释放。这些被释的人都由车子送到很远的地方才释放。
  这时张振武乃问陆建章说:“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你根据什么法律逮捕我们?”陆微笑着把黎元洪的来电给张看,张看了气得脸都红了,大声地说:胡说!胡说!陆又把袁世凯的命令给张看,张看了愤慨地说:“死吧!看你们能横行多久。”这时已子夜一时,陆挥手示意,执刑的人乃上前,张不许捆绑,乃常服受枪,张振武中二枪,一枪中腹肚,一枪中肩,一代英豪,开国元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另一方面,张的老表冯君和时功玖在大清门遇事后,立即赶至石桥别业的共和党总部,遍告大众,大众均骇然,时功玖又赶赴东城邀集孙武、邓玉麟等同往玉皇阁军政执法处,这时已午夜3点钟了,处长陆建章已入睡。孙、邓、时等力促传达请陆出见,陆满脸睡容出见,孙、邓、时等均向陆责问:张犯了何罪?为何采取这种手段对付开国元勋?邓玉麟则表示先把张、方两人保释,有罪的话可循法律途找解决。陆建章把他的话打断说:“各位不必白忙了,张、方两君已经伏刑了。”说着便从身上取出袁世凯的处决令,同时说:“这个命令是由段翼长交来,还有陆军部的部员前来监视行刑,我只是奉命行事,各位的责备,我无话好讲,请原谅。”孙武、邓玉麟、时功玖听到这个噩耗几乎跳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大家哀痛而愤惫。陆建章请他们用茶,请他们休息,他们完全不理,带着愤怒和眼泪冲出了玉皇阁。时功玖恨恨地说:
  “这是冤狱,我们要替振武报仇,要报仇!”
  张振武被杀事件,使湖北旅京人士大为激动。张伏刑的当天清早8时,孙武、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张大昕、哈汉章、时功玖等同赴总统府质问。袁世凯亲自出见,他说:这件事我很抱歉,但经过情形诸君当已明了,我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明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救他的命。袁的语气把这事完全推到黎身上,孙武等也知道这是黎的主意,所以只好愤愤退出总统府,前往长椿寺。原来张、方两人伏刑后,陆建章即命人将二人尸首送至长椿寺停灵,且为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木。孙武等抵达长椿寺,抚棺大恸,痛悼逾恒,祭毕复往金台旅馆抚慰张的家属,商量丧事办法,然后至哈汉章家会议,当场决定三项步骤:(一)致电黎元洪质问;(二)以军令中有陆军总长段祺瑞署名,故拟弹劾段;(三)湖北同乡提出质问书,公开质问张案。
  湖龙将校随张振武来京的有:吴兆麟、黎天才、唐牺支、何锡藩、冯嗣鸿、马祖全、刘绳五、熊秉坤、张厚德、童序鹏十位,他们于16日清晨的快车返鄂,故启程时不知张振武已遭惨祸。还有未离京的随从人员,则由邓玉麟、孙武等妥为安插。袁世凯在16日宣布以大将的军礼葬张振武,并以3000元为赙仪。
  同日北京陆军部电复黎元洪: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宽其小眚,乃复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踌躇再四,未便加以宽典,留此元憝,贻害地方,已饬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并同恶共济之方维查拿,即按军法惩办。此外随行诸人,已饬酌给川资,俾归乡里,以免株连。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杜渐防微,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所请处分,应勿庸议。等因,相应奉达。”
  张有一位如夫人随同来京,张死的第二天,张的好友黄祯祥陪张太太赶至长椿寺哭灵。黄坚欲开棺验视,守卫兵丁不许,黄和张太太俱大哭大叫,黄且拔刀欲斫。士兵无奈只好开棺,黄乃驰出雇请骡马市大街三义泰照相店来拍张振武的遗照。
  孙武因为和张有旧怨,此次张来京即被杀,外间人颇疑孙参与其事。而刘成禺、郑万瞻、罗虔等本系应黎邀请返鄂调和张、孙交恶事,且是劝张来京者,张案发后,刘等怕背卖友之名,所以尤其愤慨。至于同盟会对于这一件政治血案自不能熟视无睹,因此由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接着是孙武和蒋翊武跑去见袁,要求给他们“免死券”,同时呈请辞去总统府顾问职。19日参议院开会,议员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把张、方二人的谋反证据拿出来。刘成禺首先要求说明,议长制止,认为质问不必说明,刘则认为今日之事不比寻常质问,于是痛快淋漓地来一篇激烈的演说。张伯烈更继之以嚎啕大哭,全院震动,议院内外方知张案的严重,非旦夕可了。这一天的质问,作了一个结论,就是通知陆军总长段祺瑞,应于第二天(8月20日)前来出席报告张案的经过。
  陆徵祥当总理时受到参议院的轻视,几经艰难才勉强同意其内阁名单,不料就任不到一个月,就发生杀张振武案,搞得满天雷雨。陆在杀张时恰巧因病入驻法国医院,而杀张振武是袁世凯用的军令,这又发生一个新问题,《临时约法》上没有言明,大总统的军令要不要国务总理副署,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就是因为袁世凯发布人事命令不交唐副署而辞职,那是袁世凯违反《约法》,可是这次袁世凯是用军令,交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执行,究竟算不算违反《约法》呢?参议院既然大吵大闹,国务总理总不能装聋装哑,陆徵祥在参议院不同意其内阁名单时,就要求辞职,经袁一再慰留。张案发生后,陆在法国医院中便正式呈请辞职,第一个是请假单,拟请病假五日,第二个是辞呈,要求在五日假满后请准予辞职。结果陆的秘书长只替他递请假单,没有替他递辞呈,袁世凯也表示不许陆辞职。
  8月20日参议院再开会讨论张案,袁的政府发表第一次答辩,很含糊地说:此事关系重大,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其所牵涉的人和所牵涉的事都极重大,非仅关系湖北治乱,而且关系全国的安危,还有军事秘密云云。在这件答辩书上,袁是强调黎所报张的叛变罪行重大,可是又拟就第二次答辩书,大致谓:前咨商令黎副总统择其可发表者发表之,今黎电未到,所以无详细资料发表,纵令国务员列席报告,其所能发表者,亦只如前次答辩书一样。本大总统为尊重立法机关,不敢敷衍搪塞,故仍请贵院俟黎副总统复电到达后再行答复。
  参议院对政府的第一份答辩极为不满,其愤慨程度比先一天尤甚,最后由议会作一决定,催促陆军总长于8月21日出席参议院报告张案经过。21 日早,段祺瑞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请示,自己出不出席的问题,袁没有意见,要段决定,段口里说:我去,我不怕。后又左思右想,决定不去。袁世凯乃改派法制局长施愚持第二次答辩书到参议院。施一登台,立刻被轰,刘成禺站起来痛骂施。刘说你是法制局长,你说说看,杀张是根据什么法律?你们简直是强盗!施被骂后只好把答辩书交出后即退席。
  参议院为张案两次质问,袁政府提出两次答辩,参议院认为完全不能满意,于是决定提出弹劾案。8月22日举行谈话会,议院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弹劾必须弹劾政府全体,始合连带责任;一派主张只弹劾陆徵祥和段祺瑞。
  8月21日下午4时,袁世凯邀请湖北议员刘成禺等四议员前往密谈,袁仍强调张案的发生是起于湖北,完全依照黎元洪的意思办理的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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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0 11:41:35 | 只看该作者
蔡锷

 蔡锷(1882.12.18—1916.11.8) 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近代军事家,政治家。
  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有蔡锷故居 。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农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后入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接任贵州都督。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遗体由日本运回,葬于长沙岳麓山上。遗著编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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