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辛亥革命10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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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他们夫妻两人的心情是十分悲痛的，他们用通信的方式交流感情，用爱情的力量战胜悲痛和孤独，彼此互相安慰。戴恩赛在京时每晚为岳父孙中山守灵，晚上有时煤气不足，寒夜凄清，但当他一想到和妻子拥抱着跳“一文钱酒”的舞蹈（外国舞蹈名，英译），两人热吻时的甜蜜就暂时忘却了一切痛苦和不安。孙婉在给丈夫的回信中诉说：“您是世界上赐给我温暖和快乐唯一的人；我知道你的热情，没有你我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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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戴恩赛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孙婉准备随丈夫赴巴西就任。6月1日，孙婉动身赴巴西前办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受邀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举行的奉安大典，葬父亲孙中山于南京中山陵。二是在临行前，孙婉为解决儿女抚养权问题与王伯秋相约见面。此事有两种说法，一说孙婉与王伯秋约定在上海先施公司屋顶花园见面，但未见到自己的儿女。另据司徒倩回忆，孙婉在宋蔼龄的安排和陪同下约王伯秋的弟弟来见面，她当时只想见到她亲生的一双儿女再去巴西，这也是戴恩赛的主意，当时他也在场。但事与愿违，女儿没有见到，身心遭受了很大的打击。11月，孙婉把戴成功、戴永丰托付给在澳门定居的母亲卢慕贞抚养，随丈夫到巴西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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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戴恩赛结束了公使使命和孙婉一起返回祖国。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戴恩赛为财政部厦门海关监督；次年又被任命为粤海关监督。他还担任过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代理校长等职务。日军入侵广东后，戴恩赛在海关的工作被停止，八年抗战期间没有任何收入，中央政府全无接济，也无退休金。为了维持生活，孙婉与丈夫整日辛劳，精力耗尽，身体日渐孱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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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医师报告：两人均需静养一年，方有希望恢复。为了恢复身体，戴恩赛曾给蒋介石和孙科去函，希望他们能拨点款资助他赴国外疗养身体。但信函从发出后从未得到回复。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国父儿女及国家公职人员，抗战期间，政府不给戴恩赛发工资。当时，孙科虽然在朝做官，但他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从不为妹妹争取福利，对妹夫的去信也置之不理。由于戴恩赛没有工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很困难。日本驻澳门领事曾给卢慕贞送来一袋大米，卢慕贞不肯收又让人送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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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婉随丈夫戴恩赛携女儿戴成功移居澳门。儿子戴永丰不愿意回澳门，执意要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想为获得新生的祖国效力。父母尊重戴永丰的选择。1952年6月，戴永丰在岭南大学宿舍突然发病去世。因为平时他身体一直很好，家人对他的突然病逝感到很蹊跷。当时社会上也有传言，说国民政府驻巴西公使戴恩赛的儿子戴永丰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遭迫害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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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丰死后被葬在岭南大学校园内的西洋坟场（今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当儿子病逝的消息传到澳门时，戴恩赛在精神上遭受了沉重打击，他只能和女儿抱头痛哭，不敢对孙婉讲，直到孙婉离世时还以为儿子在国内大学教书。戴恩赛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从此一病不起。1955年1月16日，他撇下爱妻孙婉和女儿戴成功在澳门美副将大马路戴公馆宅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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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孙婉母女俩相依为命，晚年生活十分艰难。由于全家生活已入窘境，戴成功变买了父亲留下的戴公馆房产，一家人搬到澳门士多纽拜斯大马路51号两层小住宅居住。1964年，她们还在澳门清平直街开了一家古董店，起名为“成记古董店”，并请人代理，处理了父亲留下的一批古董。这样她们手里有了一点钱，勉强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戴成功还写信给廖承志舅父（她与廖公是远房亲戚）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希望国家给予一点补贴。后来，新华社澳门分社出资接济了孙婉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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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蒋介石派人专程到澳门，邀请孙婉移居台湾安度晚年，孙婉推说自己年老体病，移居困难，婉言谢绝了邀请，并复函表达了谢意。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改为就地“赠金建屋”。但所谓“赠金建屋”，其实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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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倩，1926年9月22日出生于广东开平赤坎一个比较富裕的华侨家庭。1963年初春，司徒倩的丈夫庞锡垣突然在香港尖沙咀遇到了分手已十多年，曾同在澳门粤华学校就读的同班同学戴成功，两人简要诉说了从澳门分别后的情形。当庞锡垣听说戴家发生的巨大变化后感到非常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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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锡垣澳门粤华中学读书时和戴永丰关系很好，戴永丰喜欢养狗，他常去找戴永丰逗狗玩。他还从戴成功口中得知，戴成功最近陪伴母亲住在香港尖沙咀格兰酒店。司徒倩曾听丈夫庞锡垣谈到孙戴两家的情况，知道孙婉是孙中山的女儿。几天后，司徒倩和丈夫庞锡垣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来到格兰酒店看望孙婉。孙婉询问了他们夫妇的英文名，接着她直接用英文称庞锡垣KAM，称司徒倩SANNY，还请司徒倩全家人来格兰酒店吃西餐，给司徒倩的一双儿女庞爱迪和庞海伦购买了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