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辛亥革命10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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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学生，则是去当新军。

　    当时，陶菊隐在明德中学读初中二年级。 他说，长沙反正后，本来只有一个4000人的混成协（相当于一个旅）的长沙新军，起义成功后，马上到处招兵买马，把部队扩充为4个师。陶菊隐在当年并未达到年龄，不符合征兵条件，但他的身高达到了，因此也就加入了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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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发现光复后招募新兵有两大特点：首先是迅速而有效，且是前所未有的成功招募到4个师的兵员；其次是，以前应募入伍的，几乎全部是城市贫民和农村贫雇农，而这次却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这说明，人们踊跃参军已经不是单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其中不少的人是为了革命。

　    由于学生参军人数很多，都督府决定先成立学生军一营，驻扎又一村讲武堂内。

　    陶菊隐说，他在这个特殊的军营里受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没有领到枪支，也没来得及开拨援鄂，就因南北议和告成而被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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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长沙反正后，投身湖南新军，领7元每月的工资，早已广为人知。但毛泽东参加后，不愿参加专为学生设置的学生军，而愿意投身正规军。

　    毛泽东被编入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所在连队驻扎在藩司后的审判厅内（今藩后街）。半年后，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总统，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决定继续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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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当年，有不少学生像毛泽东一样，革命的热潮一过，即纷纷寻找新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的大时代让他们这些年轻人睁开了梦想的眼睛，正如傅国涌的看法，“当我在百年辛亥大变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陆续看见他们的身影时，禁不住地想，历史原来都是这样悄然开始的，这一幕到下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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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国共关系包含了太多的曲折。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的荣与辱，兴与衰，无不与国共两党或亲密握手或怒目相向息息相关。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内社会的动荡，两党虽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传达着对国家和人民的认识，但最终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兄弟握手泯恩仇，进行了2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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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革命时期，当北洋军阀成为矛头所向，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成为全民族的呼声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上升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共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抗日。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抵抗暴力”。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了中共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共同走上抗日战场。经历八年的艰苦抗战，国共合作又一次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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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两次合作中都出现了不愉快的因素（如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皖南事变），但是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的时候，还是会从总体上对两次合作的结果感到欣慰，可以说，国共两党的每一次握手，中华民族就前进一大步。

　　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也产生了许多国共兄弟、国共亲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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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在湖北潜江的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辛亥革命元老李书城两兄弟，就是典型的国共兄弟。李汉俊，中共一大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大力进建党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卓越贡献。1922年回武汉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7岁。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武昌与黄兴并肩战斗，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等战争。1921年前后，支持和帮助胞弟李汉俊在上海发起建党。抗战期间，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做了许多上层人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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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投入反蒋斗争，为全国解放奔走呼号，他支持和掩护共产党人进入武汉，恢复和重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称得上是解放武汉的功臣。1949年，应毛泽东之邀，李书城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全体会议，出席开国大典，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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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忠县，同为孩童时代总角之交的两对兄弟——马士弘、马识途兄弟，罗广文、罗广斌兄弟，两位哥哥身处国民党，双双官至将军，有感于民族大义，于成都解放前夕同时起义；两位弟弟投奔共产党，共同成长为红色作家。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国共兄弟”的分合恩怨，以及光荣与蒙垢，真实演绎了一段奇情奇缘、人间悲欣的家国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