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子山有鸟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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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
　　光绪皇帝死因之谜：
　　　2003年开始，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与中央电视台编导钟里满尝试借由现代法医手法，由光绪所遗留毛发与遗骸中检验出高量砷成份，显示生前有被砒霜毒害的可能性。花了5年时间，反覆验证光绪尸体上的头发、衣物，2008年11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召开记者会，发表“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确定光绪是因为砒霜中毒而亡。
　　关于是何人为毒死光绪帝的元凶，有关专家分成了两派意见：一说是慈禧太后，二说是袁世凯
　　支持袁世凯为毒死光绪帝元凶的理论有：
　　慈禧与光绪是政治的争斗，作为一个政治家，她很清楚她死后不可能继续朝着她所既定的策略走下去，而且她也会明白维修变法甚至社会改良是历史必然，在她临死的几年中实际上做了许多，开议会设内阁，改革力度远大于光绪的维新变法，她的夺权更是一种政治野心和保护既得利益的需要，所以，她没必要加害于光绪。就算是她死了，光绪重新掌权，她也照样配享宗庙，动不了她的权威，这是必然的。再一个层面来说，慈禧与光绪毕竟还有一层血缘关系，是她妹妹的儿子，也是她的养子，慈禧再阴毒，也毒不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就不同了，他是臣子，而且由于他的反变导致光绪帝被软禁长达十年之久，这个仇，作为一个皇帝是肯定要报的，袁世凯有杀人动机，而且当时袁世凯身为军机大臣，主掌北洋是完全有这个条件谋害于皇帝。
　　而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身》中也有类似记载，说慈禧太后临终前一天，本来“上午还好好的光绪皇帝，吃了一剂药便突然坏了事，后来才知道，那一剂药是袁世凯送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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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软硬兼施 就任总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而革命党人亦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世凯幸免于难。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帝逊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利，袁却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当时之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并无袁世凯本人授意之直接证据。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
　　10月6日，国会在军警压力下，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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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畲　


　李经畲，男，京剧票友。字伯雄，号新吾，别号谲洲。瀚章长子。
　　府学廪生，一品荫生。1882年（光绪壬午）江南乡试举人，1890年（庚寅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改瀚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历任瀚林院撰文、侍讲，实录观提调，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二品顶戴，赐紫禁城骑马，诰授光禄大夫。
　　经畲因长期在京任职，为官清廉，故晚年生活较为拮据。民国二十年左右，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殷汝耕之流在华北诱骗一些有名望的满清遗臣出山，妄图以利禄网络人才。经畲深明大义，虽汉奸多次上门游说，都被严正拒绝，保持晚节。
　　经畲晚年以书画自娱，常有女绣轩及婿卞伯眉助款已度难关。经畲识音律，懂戏曲，出任当时北京最大的票友组织“春阳友社”的董事长，使北南各派戏曲名流相互相熟交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余叔岩与梅兰芳二京剧巨孹的组班合作，就是经畲在“春阳友社”撮和的结果，为民族文化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夫人四川兴文薛氏，其父薛焕为四川望族，曾任工部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三妹下嫁经楚，兄弟二人同娶姐妹二人，当时称为盛事。
　　薛氏生子国成，生女绣轩。绣轩配江苏仪征卞寿孙。
　　卒于一九三五年，享年79岁。
　　诞辰：1858年4月12日，咸丰八年（戊午）二月廿九日
　　逝世：1935年，农历乙亥年
　　活动年表
　　1914年，农历甲寅年：春阳友会票房成立
　　春阳友会票房在北平崇文区东晓市大街129号的浙慈会馆成立。创办人樊棣生。该会之名取“春阳明媚、生机旺盛”之吉意。名誉会长李经畲，票房规模设施，犹如正式剧团。特邀钱金福、姚增禄、鲍吉祥、李春霖、王荣山、曹二庚、律佩芳、诸茹香等来此授艺和指导排练。陈德霖、王瑶卿、梅兰芳、姜妙香、姚玉芙、刘砚芳、余叔岩等以会员身份参加活动。红豆馆主、卧云居士、郭仲衡、言菊朋、包丹庭、朱琴心、王又荃、贾福堂、松介眉、张小山、蒋君稼、赵子仪、恩禹之、乔荩臣、世哲生、林钧甫、铁麟甫、李吉甫、柏心庭、孙庆棠、赵翰卿、樊杏初、许松庭、文一舟、潘致忱、周袼庭、钱仲明、邱伯安、沈云阶、陈远亭等均是该会的名票。由于人才济济行当齐全，文武戏均能演出，如《探母回令》、《失·空·斩》、《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单刀会》、《四五花洞》、《宁武关》、《连升店》、《九莲灯》、《石秀探庄》、《雅观楼》、《九龙山》、《广太庄》、《战宛城》、《一箭仇》、《四平山》、《铁笼山》、《挑华车》、《长坂坡》、《通天犀》、《小放牛》、《打瓜园》、《湘江会》、《游龙戏风》、《贵妃醉酒》、《穆柯寨》、《三击掌》、《战蒲关》、《徐母骂曹》、《钓金龟》、《青石山》、《金钱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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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羲

　　李经羲（1859－1925年），字虑生，号仲仙。李鸿章弟李鹤章之子，1879年（光绪五年）优贡生，先后历任四川永宁道、湖南盐粮道、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云南布政使等职.1901年起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贵州巡抚。1909年升任云贵总督。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避居上海。1910年10月，大多数清朝督抚联名奏请清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尽快召开国会，他们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对当时正在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的立宪派的支持，在这次督抚联合行动中，云贵总督李经羲起了倡导和组织作用，应引起人们的重视。1912年，被选为在沪成立的中华进步党副主裁。次年，宋教仁被刺后，与岑春煊等从上海致电袁世凯等，要求严查。历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1913年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1914年，为审计院院长。次年，袁世凯称帝后，同徐世昌、赵尔巽、张謇被封为"嵩山四友"。1917年5月起曾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三个月，张勋复辟失败后被免职。退职后，移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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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羲发现朱德


   
　　“八一”即将到来，人们自然想起80年前的南昌起义。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在备受缅怀的前辈中，有周恩来、朱德、叶挺等。而作为一代英豪的朱德，其被“发现”还与安徽人李经羲有关。李经羲是李鸿章三弟李鹤章之子。清朝末期，官至云贵总督，后任民国国务总理，是李家这一代中官做得最大的。本报特刊发此文，一为纪念伟大的南昌起义；二为读者披露一段鲜为人知的李经羲与朱德之间的故事。

　　□ 陈劲松 文/供图

　　“发现”

　　破例录取朱德

　　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时，曾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总办。他曾对学员们宣布，他可以不做云贵总督，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这个讲武堂由李根源任协办，由清廷出钱举办，却培养了一批推翻清廷的军事将领。讲武堂的制度和作风，均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而且夜间有紧急集合的训练。在这种完善的课程、严格的教学、高标准的纪律要求下，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的质量，在当时与其他军事学堂相比，高出一截。

　　除了上课，同盟会会员在学员当中宣传革命，进步书刊在讲武堂里广为流传。1910年，法国建造的滇越铁路通车，李根源不顾清政府命令，率全体学员到昆明火车站，向学员们讲述法国侵略我国的情况，以及国家积弱不振的原因。讲到动情处，李根源声泪俱下，学员们也感愤得一起痛哭。唐继尧则有空就给学员讲岳飞的故事，勉励大家精忠报国。在这种双重教育下，学员们除了学习过硬，头脑中也接受了革命思想。

　　朱德早年家贫，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路费，就迈动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分辩。适逢李经羲那天在讲武堂巡视，闻其声派人前来查看。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遂当即决定，破例录取。1911年8月，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蔡锷领导的新军第十九镇（师）七十四标（团）第二营左队（连）任司务长，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喜讯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准备起义的云南革命党人。蔡锷等领导人分析了当时云南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在10月30日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当天的午夜12时，朱德带领士兵冲到总督衙门的高墙下，迅速翻墙进去，打开大门，冲进总督府。李经羲早已化妆潜逃了。

　　一天以后，朱德才在四堆集的一个姓萧的巡捕家里找到了他，李经羲浑身直打哆嗦。朱德对李经羲很尊敬，叫他坐在椅子上，告诉他不用害怕，只要他能令云南境内所有的清兵缴械投降，就可以立功自赎。李经羲无奈，只得写信给他的部下叫他们停止抵抗，缴械投降。几天内，云南全省兵不血刃地改换了共和旗号。朱德晚年在与女儿谈到当年这些事时，仍然很感激地说，是讲武堂让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收蔡锷为门生

　　讲武堂的革命倾向越来越锋芒毕露，就是瞎子也知道。1911年，云贵总督李经羲终于听到了一些风声，把李根源调离讲武堂，到滇西筹备边境事务。提到李经羲，也有一段笑话。李经羲在来云南上任时，因为自己是文人，又不放心云南军人，就找了个湖南老乡来云南带兵，这个人就是蔡锷。

　　蔡锷来云南之前就是同盟会会员，到云南后和李根源、唐继尧等人接上了头。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云南，李根源等人筹划起义的时候，蔡锷就像常见的老式惊险片结尾一样，一个打进敌人内部的同志，关键时候在敌人背后开了一枪！10月30日（农历重九），李根源、蔡锷发动了重九起义。

　　当云南起义新军杀死布政使世增、占领了昆明城、推举蔡锷为都督的时候，李经羲正在云贵总督任上。革命军抓到他，劝其“反正”。他不从，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下犯上？”嘴上虽这么说，其实他对大清王朝的末路早已看得很清楚了。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一年，他率幕僚登上昆明名胜大观楼吟诗赋词，劈头第一句就是：“西山惨淡滇池碧，万象埋忧入酒杯。”革命党人蔡锷、李根源等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还资助过他500块银元，收过蔡的门生帖子，并将人家揭发蔡反朝廷的密信拿给蔡看，劝其小心谨慎。然而一旦革命浪潮真的要他选择何去何从时，他又念及朝廷对李家的世代恩典，宁死决不犯上。蔡锷亦无奈。

　　其时云南蒙自总兵与革命军对垒，负隅顽抗，革命党人命李经羲写一封亲笔信对其劝降，李不得已只得照办。蔡锷便以此说服部下，说李氏对革命尚有功劳，于是由参议会做出决定，礼送李氏全家出境，乘滇越线火车离开云南，经越南、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当时革命正如火如荼，李经羲到达火车站时，被新军强行剪去了辫子。李经羲逃离昆明的时候，涕泪交加，后悔不已。怎么自己身边的人都是孙大炮（当时世人对孙中山的称呼）的卧底？这完全是一出《无间道》嘛。

　　“五日京兆”

　　李经羲到上海当寓公，起初还十分关注北方的局势，曾与于右任、章士钊等人组成国事维持会，调解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1913年，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作为他御用的咨询机关。政治会议由80名官吏组成，其中袁世凯指派10人，国务院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这些人大多是旧官僚或者封建名流如杨度、杨士琦等，还有革命党的变节分子，如孙毓筠等，袁世凯因为李经羲清末时的地位高，就任命他为政治会议议长。   

　　在袁世凯死后，1916年8月1日，国会正式复会，撤消了袁世凯时期的政治会议，大总统黎元洪任命李经羲为财政总长，可是日子很难过，各派势力争嚷不休。1917年春，因对德参战问题爆发的政潮，使总统府与国务院交恶白热化，黎下令免除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段回天津寓所。黎任伍廷芳代理总理，后以徐世昌继任总理，但伍、徐怕得罪段，不肯出山，黎只好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这时的天津段祺瑞的家，成了一个反对黎元洪的大本营，并拟在天津组织一个临时政府。李经羲与清末淮军系统，特别是张勋关系密切，所以李经羲极力怂恿黎请张勋出面调停。5月黎电请张勋出面调停，到6月黎又发布了请张勋入京“共商国事”的总统令。

　　谁知张勋包藏祸心，率他的辫子军却唱了小皇帝复辟的一出闹剧，李经羲里外不是人，都要抓他，危急之中，不得不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头的“水门”逃出，乘上火车直奔上海，真正尝到了“五日京兆”的滋味。

　　第二次来沪的李经羲已心灰意冷，从此再无出山之意，整天半卧在躺椅上，膝上坐着小孙子。他老人家把腿一下一下地往上跷，让孙子坐他的“跷跷板”，嘴里还念念有词：“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那时他何曾想到，当年坐“跷跷板”的李家煐如今也到了给小孙子“做牛做马”的年纪，更不会料想到他的后代里，还出了一个共产党大人物——中国前任驻美国大使李道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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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經楚

（1867-1913），字仲衡，號佑三，安徽合肥人，李鴻章侄。以三品銜、二品頂戴任江蘇後補道，坐辦江蘇防營報銷處。後升為金陵礦務局會辦，聘問參贊官赴英、比、法、美、日等國訪問，任京師大學堂提調、兼辦大學堂工程處，江南鹽巡道，福建泉永道等職。是（清）交通銀行第一任總理。曾創辦“義善源錢莊”，是當時最早開創經營外匯兌換業務“金融開放、改革”之先河的銀行。1913年11月8日逝世，年四十八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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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的股灾：投入4千万两白银血本无归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2600万至3000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1400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4000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1910年：上海橡胶股灾

中外合谋制造的一夜暴富神话，使远东金融中心上海首尝投机的巨大机会与风险。

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先生发明了第一辆汽车之后，轮子开始代替人类的双腿奔跑，种橡胶树割生胶生产轮胎随之成为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众人瞩目的高科技产业。世界对橡胶的需求急速扩大，1908年，英国橡胶进口值为84万英镑，1909年便增加至141万英镑；1908年美国橡胶进口值为5700万美元，次年即增加至7000万美元。但受制于气候、土壤及树木的生长周期，橡胶的生产却不能急速扩张，因此橡胶的价格就在上升通道里奔驰起来。

伦敦市场，1908年每磅售价2先令，至1909年底涨至10先令，1910年春更是达到12先令。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人们对橡胶股票的炒作日渐升温。

一夜暴富神话

东南亚是橡胶的理想种植地，由于离中国近，又有大量华人华侨分布其间，因此，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橡胶园喜欢把总部设在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资。早在1903年，英国人麦边即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以经营橡胶园为主业的兰格志拓植公司。到1910年，在东南亚开发橡胶的公司达122家，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达40家。一些洋行在门口高挂“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的牌子，吸引各路人等前来炒作。

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180元；另一种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700元。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宣统元年12月1日，兰格志公司的股票为920两，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涨至1675两，另一家橡胶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统元年1月10日是25两，一个半月后即涨到50两，不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陈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大股东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

他们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600万两，以收购股票。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一般而言，讲信用而有实力的钱庄发出的庄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纪60年代，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了资金融通关系，开始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资金，于是庄票就成了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工具。三家钱庄发出庄票达600万两之巨，负债率已经极高，他们却仍嫌不够，又向有往来的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调剂头寸。

在钱庄的示范之下，商家、个人也纷纷加入到炒股大军中来。因为贪图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产、首饰、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钱庄贷款，而钱庄为迎合这股风潮，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贷款方式，即商家、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股票做抵押，贷出款来，又去买新股票，然后再来贷款，再去买股票。而钱庄之所以如此大方，无非是因为觉得“此项股票远胜现金”。甚至有部分自诩视野开阔的人，觉得在上海买还不够，又兑款去伦敦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2600万至3000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1400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4000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伦敦市场的冲击波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行情暴跌。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1675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105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关门，23日，元丰继之；24日，会大等三庄又继之。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139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国风报》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24日晚星夜驰往南京，拜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又去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求他们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

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无奈此次风潮影响面太广太深，仅严义彬与刘安生合开的德源钱庄，在投机中就亏损200万两，损失额已与倒闭的正元钱庄相当，只因有了源丰润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处于倒闭边缘、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蔡乃煌认为，严义彬、刘安生“皆浙省著名巨富，仓卒来求……虽有贵重产业，一时无可抵用，倘不出而维持，必至牵连歇业”，使上海银钱业雪上加霜。7月27日朝廷下旨：

张人骏电奏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歇业，债务纠葛，沪局岌岌，筹议大致办法等语，着即按照所筹各节妥为办理。并饬上海道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

于是，蔡乃煌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300万两的地契、股票之后，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300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清政府举止失措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1910年的9月，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在上海收购《时事报》《申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

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巡抚参道台，自然一参一个准。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8日，源丰润应声而倒，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7000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10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1911年3月下旬，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这次金融风潮真正暴露的是清朝末年古老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的发展。在投机狂潮中，政府没有对疯狂的投机采取一点措施，股票暴跌后，先期倒闭的正元等钱庄还只是中等规模，虽然对上海市面造成冲击，但冲击力毕竟有限，如果此时能妥为筹划，风波仍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一方面外国银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朝中大员不懂现代经济的管理，为了权力的倾轧竟置经济发展的大局于不顾，而蔡乃煌为了个人泄愤，竟存心逼倒源丰润以还朝廷颜色，盛宣怀更是为了与梁士诒争权而间接逼倒义善源，使钱庄倒闭之风几乎无法遏止，最后共倒闭钱庄48家，超过了上海钱庄总数之半。

当时的《时报》评论说：“此时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社会咸被其灾，于是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义善源破产后7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果真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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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鲁孙　

　唐鲁孙，本名葆森，鲁孙是他的字。1908年9月10日生于北京，1946年到台湾，1985年在台湾病逝。满族镶红旗后裔，珍妃的侄孙。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财政商业学校，曾任职于财税机构。
　　年轻时只身外出谋职，游遍全国各地，见多识广，对民俗掌故知之甚详，对北京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宫廷秘闻尤所了然，被誉为民俗学学。加之出身贵胄，有机会出入宫廷，亲历皇家生活，习于品味家厨奇珍，又遍尝各省独特美味，对饮食有独到的见解而有美食之名。
　　著作有《老古董》《酸甜苦辣咸》《天下味》等，量多质精，允为一代杂文大家，而文中所传达的精致生活美学，更足以为后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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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交通银行简介
　　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其发钞历史长达33年，也是发钞时间最长的银行。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内地市值排名第四的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华民国成立后，交通银行受中央银行委托，与中国银行共同承担国库收支与发行兑换国币业务。1928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交通银行条例》，交通银行成为扶助农矿工商的专责银行。
　　交通银行成立之初，总行设在北京。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接管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外滩14号的德华银行的文艺复兴风格的4层大楼。1928年，随着全国政治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南京，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迁到上海外滩14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交通银行将总行迁到重庆。战争结束以后，1946年－1947年，上海总行重建为艺术装饰主义风格的6层大楼。
　　交通银行总行于1951年迁回北京，上海外滩14号行址由上海市总工会进驻至今。1958年除香港分行仍继续营业外，交通银行国内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在交通银行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现称中国建设银行(港交所0939)）。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1986年7月24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江西中路200号（原金城银行大楼）；现时，交通银行总行已迁往上海浦东的银城中路188号。2004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投资了近17亿美元，收购了交通银行19.9%股权。2005年6月2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港交所03328发行价为2.5港元。2007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发行价7.90元人民币，股票代码601328。2007年5月15日上市。2008年，交通银行迎来了百年华诞。“百年之交·相融相通”，又一次站在新世纪潮头的交通银行，将继续前进！创办一流公众持股银行，打造最佳财富管理银行，开创综合经营新格局，锻造民族金融国际品牌，跻身全球经济舞台最前方！
　　作为中国首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自重新组建以来，就身肩双重历史使命，它既是百年民族金融品牌的继承者，又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交通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中实现了六个“第一”，即第一家资本来源和产权形式实行股份制；第一家按市场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设置机构；第一家打破金融行业业务范围垄断，将竞争机制引入金融领域；第一家引进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以此规范业务运作，防范经营风险；第一家建立双向选择的新型银企关系；第一家可以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改革发展的实践，为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金融改革起到了催化、推动和示范作用。
　　2004年6月，在中国金融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国务院批准了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的整体方案，目标是要把交通银行办成一家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百年民族品牌的现代金融企业。在深化股份制改革中，交通银行完成了财务重组，成功引进了汇丰银行、社保基金、中央汇金公司等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着力推进体制机制的良性转变。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中国内地商业银行。目前，交通银行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发展战略明确、公司治理完善、机构网络健全、经营管理先进、金融服务优质、财务状况良好”的具有百年民族品牌的现代化商业银行。
　　优质的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始终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以诚信立行，以服务取胜，在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制度领域不断开拓，锐意进取，形成了产品覆盖全面、科技手段先进的业务体系，通过传统网点“一对一”服务和全方位的现代化电子服务渠道相结合，为客户在公司金融、私人金融、国际金融和中间业务等领域提供全面周到的专业化服务。交通银行拥有以“外汇宝”、“太平洋卡”、“基金超市”等为代表的在市场享有盛誉的一批品牌产品，市场份额在业内名列前茅。2006年，交通银行在产品开发方面继续提速，先后推出了“沃德财富账户”、“盈通账户”、“满金宝”、“展业通”等一系列金融新品，全行产品线更趋丰富，客户服务功能继续提升，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良好的财务状况。抓住境外成功上市后品牌和市场形象提升的有利时机，交通银行加快业务拓展步伐，经营活力充分显现，各项业务实现健康快速协调发展，综合实力日益增强，财务状况居于国内同业领先水平。截至2008年末，交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3.47％和8.52%，资产规模达到26782.5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7.32%；存贷款总额分别达到18658.15亿元和13285.9亿元；实现税后利润284.23亿元，比上年增长32.71%；资产回报率（ROA）和股东权益回报率（ROE）分别达到1.19%和20.10%。不良贷款率为1.92%。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交通银行总资产排名位列第66位，一级资本排名位列第54位。已跻身全球银行百强行列。未来交通银行正加快推进战略转型，朝着创办一流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迈进，“交流融通，诚信永恒”是交通银行与您的共同心声，交通银行将为此不懈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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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丰禄　　罗丰禄，字稷臣，1850年10月21日（清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七日）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家住城内南营20号，兄弟九人，丰禄排行第七，为新梅公支系第六世孙。1867年（同治六年），丰禄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经甄别遴选，罗丰禄入后学堂学英文、驾驶专业。他勤奋聪颖，每考必冠，[2]1874年3月以大考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后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受到船政大臣沈葆桢赏识和提拔，破格升任教习。1877年3月，清廷选派第一届赴欧留学生，罗丰禄以候选主事、翻译身份获选，可见他在当时已是同辈中的佼佼者。罗丰禄于5月11日（三月十八日）抵达英国，入英国伦敦琴士官学（King's College，皇家理论学院），[3]受教于化学家、《化学鉴原续编》与《补编》的原作者C.L.Bloxam，学习气学、化学、格致，寻求"以格致哲学为体，政治交涉为用"。在学期间兼任华洋"翻译、文案"襄助华洋监督，兼任英、德使馆等翻译。
　　1878年，罗丰禄兼任清朝驻德国公使馆翻译、驻英公使馆翻译，边学习边从事外交翻译工作。1880年2月，学习期满回国，罗丰禄入幕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北洋水师营务处工作，并兼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充当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兼翻译，同年4月任天津大沽船坞总办，在大沽海神庙选购民地建造船坞，并回福州及上海等地招募工匠等200余人，使大沽船坞"遂成规模"，建成北洋海军基地雏形。1881年2月，经李鸿章奏请由候选主事升同知，赏加四品衔。1883年5月，罗丰禄调升水师营务处道员。翌年春、秋，罗丰禄两次邀同英俄两国水师官兵到天津水师学堂参与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会考。1885年，罗丰禄升任天津水师学堂会办。1888年5月，罗丰禄奉命协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及林泰曾、刘步蟾等起草《北洋海军章程》。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1895年4月17日清廷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其后，清廷寻求"弱国外交"，谋求"以夷制夷"。[4]1896年初，罗丰禄作为李鸿章的随从参加沙皇的加冕礼并参与签约谈判；在德国，参加李鸿章与俾斯麦的会见；在英国，谒见维多利亚女皇，获赐"罗稷臣丰禄爵士"；在法国、比利时、美国等进行各种外交活动，1896年清朝廷谕命以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赏四品京卿，升任太仆寺卿（从三品），出任驻英、意、比三国钦差大臣，来自闽县的青年才俊逐渐成长为一代外交重臣。
　　1896年4月，罗丰禄以翻译身份随李鸿章从上海乘法国邮船"爱纳司托西蒙"号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参加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的谈判。随后罗丰禄又随代表团出访德、荷、比、法、英、美等国。1896年11月23日，罗丰禄以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赏四品京卿出任驻英公使兼驻义（意大利）、比（比利时）公使， 1897年授三品京堂衔。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英、法、俄、德、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沙俄在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京津的同时，侵占中国东三省，并于11月诱逼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妄图变中国东三省为它的殖民地。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声浪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官员亦表示反对，日本、英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也向清廷施加压力。清廷左右为难，既想与沙俄维持共同制日同盟关系，又想利用西方列强力量迫使沙俄从我东北撤军。[5]1901年8月29日，清廷调"外交干才"罗丰禄任驻俄公使，授一品顶戴太仆寺卿，去与沙俄交涉归还三东省，但罗丰禄由于患鼻癌终未成行。1901年罗丰禄病故,终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