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探赜索隐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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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隋末的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有的封建社会秩序, 士族地主阶级原来控制的奴隶、部曲获得了解放,这对士族地主阶级的实力是一个严重打击,但即便如此,在初唐时期士族地主阶级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李唐皇族本身便是关陇集团所谓“八柱国”中的李虎家族,其他李唐的开国元勋如李靖(韩擒虎外甥) 、侯君集、李孝恭(李渊堂侄)、长孙无忌(武则天最大的政敌)等等都是士族门阀出身.如果就这样任由士族地主阶级掌权发展,那么士族地主阶级就会恢复以农为奴,对农民的剥削就会恢复唐以前的残酷、落后状态,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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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庶族出身的武则天的及时出现,正是应运而生,应已经兴起的庶族地主阶级的需要而“闪亮登场”,而武则天也“不负众望”,用她对士族地主官僚阶级(李氏皇族为代表)的残酷镇压,再加上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将士族地主官僚阶级彻底“斗倒斗臭”,她在大杀李氏皇族等皇亲贵戚之余,又废除唐太宗时期的《氏族志》,另修《姓氏录》,打破士庶界限,创立殿试制度,大肆选拔庶族地主阶级中的人才,使有可能开历史倒车的士族地主阶级无翻身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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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士族地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 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主角,而与庶族地主阶级相联系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生产关系),是契约性质的租佃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相对于士族地主与农民的超经济的强制性的生产关系,无疑是一大进步,它使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奴役有所减弱,对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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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武则天是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的,她只是为了个人的专制统治,凭着自己杰出的政治才能,准确的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她个人而言就是巩固了统治,在农耕文明而言则是前进了一步,使汉族的农耕文明继续着缓慢的进步,可以说,大多数农民最后解除奴隶身份,应该是由武则天完成任务,虽然这只是她“无心插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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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在后世旧史中被骂的“体无完肤”,骂她“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这恐怕更多的是与她既是女人,又是庶族出身有关,这样的人做皇帝,对于那些没落的士族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和假道学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事实!可是只凭武则天打击士族地主官僚阶级,让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奴役减轻,使农民获得些许自由这一条, 不管有心还是无意,武则天都是在实际上为历史地进步作出了贡献!因为我们从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农民为了获得土地,获得自由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最激烈的就是农民起义),而每一次通过抗争获得的些许自由,都会促进生产,进而带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历史的前进!这也是对农民束缚进一步减少的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独步天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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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出身寒微，小时候当过难民，盲流出身；当官之后，以保护百姓利益为己任。做了当朝宰相，继续他的护民政策。管理皇室后勤事务的少府监裴匪舒善于经营，奏请把皇家园林里的马粪收集起来卖掉，这样一年可以得到二十万缗巨款。二十万缗，其购买力大约相当于2000年的两亿元人民币，或者2008年的四亿元人民币，当然是一笔巨款。高宗皇帝问刘仁轨这件事情是否可行，刘仁轨说：“利润倒是挺丰厚，不过让后代说起来你们李唐王室靠卖马粪赚钱，不是好名声。”这件事情遂告作罢。历代史家评论这件事情时基本上都是说刘仁轨爱惜高宗皇帝的名声，是个好臣子。我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看一看刘仁轨这几句话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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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一首古诗《卖炭翁》，就是“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的那个《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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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课本上的解释是：皇宫里挂了N年，已经破败的绫罗绸缎，用来和老百姓交换物品，美其名曰：宫市。白居易本人对这首诗的注释是：“苦宫市也。”但“半匹红绡一丈绫”再怎么破败也是绫罗绸缎，再不值钱也比马粪值钱。高宗皇帝亲自骑过的马，拉出来的粪也变不成金子；就算运用最现代的保鲜技术，把皇帝骑过的马拉出来的粪塑封起来，出售其纪念价值，又能值几个钱？更何况高宗皇帝亲自骑过的马能有几匹？皇宫又不是造粪机器，一年生产出来的马粪再多也值不了二十万缗巨款。可是如果高宗皇帝同意了裴匪舒的建议，裴匪舒肯定能够做到把马粪卖出二十万缗来——只需要用一斤马粪换老百姓一斤铜板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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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作为一个诗人，是看到了宫市的后果才作诗讽刺的；而刘仁轨则是在实施之前就预先看到了可能对百姓造成的危害，而出手阻拦的。他虽然不是袁天纲，能掐会算，却也能未卜先知，显示出他既有保护百姓利益的愿望，也有保护百姓利益的能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具备了当一个好的帝国宰相的资质。




刘仁轨之所以能够在高宗皇帝面前吃的开，除了本身的能力之外，大唐帝国统治者既定的注重民生的基本国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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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帝国为了减轻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设有宰相亲自接待百姓上访的制度。有一段时间，左仆射刘仁轨和右仆射戴至德负责这件事物，两个人一轮一天接待帝国普通百姓的上访。刘仁轨是苦出身，早年吃过苦，晚年不忘本，对待上访的百姓和颜悦色，即使不能解决上访者的问题，最起码给个笑脸；戴至德的性格则正好相反，对待上访者从来不苟言笑，每次都要对上访者质问诘难一番。但是如果上访者确实有冤情，戴至德也会秉公办理，替他伸冤。办完事之后，戴至德总要告诉伸了冤的上访者说这是朝廷的恩惠，要感谢皇上。时间久了，上访者都知道了朝廷里面有个刘仆射好说话好办事，都愿意在刘仁轨值班的那一天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