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辛亥革命10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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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沧桑，斗转星移。时至今日，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那时，中国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百年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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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已过完，开学喽！整整一百年前，长沙开学季后不久的新学期里，忽然从北方传来一个消息，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了。

　    毛泽东、陶菊隐、左舜生、文斌、邓介松……他们当时都在长沙认真读着书，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长沙，当长沙也开始了这场“低烈度的革命”，他们开始“睁开一双双怀着梦想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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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

　    三天后，住在长沙营盘街湘绮楼的王闿运就从报纸上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

　    那时，整个长沙城的人们都竖起耳朵倾听北方传来的革命消息，张着嘴巴传播从武汉传来的好消息或坏消息，甚至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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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学生邓介松在回忆录中说：

　    “辛亥革命爆发了，学校自动停课，激动的学生终日鹄立在湘江边长沙关码头，守候从汉口开来的轮船，打听消息，抢购报纸。碰巧我遇见一个相识的乘客。他的网篮中包裹用的报纸很多，而且新的居多。我们用好纸换取了做包裹用的报纸，跑步回校，集体传阅，并摘要抄下张贴。当时大家极关心湖南几时反正，我们已无心读书，终日在外奔跑，到处打听。”

　    当时，长沙街头摘抄报纸张贴和发送传单的人，每天都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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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传单就写几句话：“请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无良心，你愿当亡国奴吗？请加入救国运动。”这种新文体的传单，有时也塞给维持秩序的警察，有的警察收到传单，也大受感动。

　    不过，更多传单是关于武昌起义消息的。当时长沙军警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出了许多维持治安的告示：“倘有乱党敢于聚众煽惑，不服制止，准其格杀勿论。”

　    但是街头不但发传单的人越来越多，还涌出相当多的演讲者。长沙南门口闹市、玉泉山庙会、火宫殿戏台前的警察，把东头的人群驱散，西头又聚集起来，累得满头大汗，一些警察竟对演讲者苦苦哀求：“老爷们！请你们走远一些，不要使我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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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害怕发生前一年乱民焚毁学校的事件，所以派巡警保护学校。王闿运嘲弄道，去年是“乱民”仇恨学生，此时是学生仇恨满人，大不同也。

　    毛泽东就读的湘乡驻省中学（在今五一广场东北侧）不知道当年是否派了巡警看守，但革命党进了学校，却显然没有警察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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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对前来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回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生活时说：“一天，有一个革命党人，经校长同意，来到这所中学，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有七八个学生当场站起来支持他，激烈地抨击满清，号召行动起来建立共和国。这位革命演讲家，是黎元洪的一个官员。他向这些情绪激昂的学生演讲时，场上静悄悄的，人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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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演讲的四五天后，毛泽东觉得武汉正在进行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他决定投笔从戎，他从同班同学手中筹到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需要穿雨鞋，毛泽东又去找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一位朋友借雨鞋。但他在铁路旁，却被防守的士兵拦住，不能往前，于是他穿过一个城门，折回城门，站在一处高地观战，一直看到衙门上升起了“一面白色的大旗，上书一个‘汉’字。”毛泽东返回学校，发现地处新安里的湘乡驻省中学已在军队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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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光复那天，天空出现日食，甚至“午后见月”的天文现象。王闿运在日记中特意记下这一笔。

　    同时他老人家记录道：早饭后，立于门前，听到军人的吆喝。此时新军已围住巡抚衙门，未经猛攻，即唾手而得。不久，“满城白旗，商民安堵，颇有市不易肆之概。”

　    但，当年的学生在以后的回忆中，却几乎无人提及日食的事情，他们眼中看到的辛亥革命景象是长沙满城当街剪辫子。当年在长沙顺星桥曾子庙创办《大汉民报》的刘苾称：“我的辫子是在反正这天就剪了的，剪辫之后，还同几个热心朋友一起，当街拦住路人，一刀剪掉他们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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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为大记者的陶菊隐，在辛亥革命那年跳级成为明德中学初二学生。他说：“剪辫子是光复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大家认为不剪辫子就是甘心当亡国奴的明显标志，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辫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施者每每引以为乐，受者亦或啼笑皆非。有些遗老和顽固派害怕没有辫子见不得皇帝，就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用帽子遮盖起来，或者索性把头发全部留起来，改作道士装，借以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