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江青两任秘书，给出中肯江青评价

林德旗下寸草生

近期《凤凰周刊》记者采访了江青的两任秘书，给出了中肯对江青的评价

　    喜欢一个人，不要神化他，憎恨一个人，也不要把他丑化、妖魔化，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关于江青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我们有责任还原她的真实面貌。一个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历史自有评判，个人恩怨不要带到历史研究中来。


　　不赞成说大规模的迫害事件是江青起了决定性作用。江青是个政治人物，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她负责中央文革小组。但她一没有政权，二没有军权，她要办任何一件事，都得通过行政部门。要迫害人就必须动用公安力量。那么多迫害事件，把责任完全都推到她头上，不符合情况。就说1966年“破四旧”吧，这不能说是哪个人指挥的，群众自发的成分很大。当时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文章赞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当时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和高层的意见。说这些都是江青造成的，不符合事实。


　   评价江青，要历史地、分阶段地看。她的一生可以分作几个阶段。30年代，她是革命的爱国进步青年。她1933年入党，到上海找党组织，不是为出名;她在上海演《娜拉》，一炮走红，后来又演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文艺青年，一部分去了重庆，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不留恋上海繁华的灯红酒绿却选择了去延安，说明她当时是有革命理想的。美国作家特里尔写了一本《江青全传》，说“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时代”。客观地历史地讲，这个时期的江青是值得肯定的。


　　江青30年代的朋友郁风(著名画家)说过一段话：“我当时认为江青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说她很早就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有个过程”。郁风这段话很好，我想很多人都会认同这个说法，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酌见。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要以平常心看待。在30年代，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结合有何不可?在40年代，大家都公认江青比较贤惠，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对毛泽东的生活照顾得很好。1947年转战陕北时，她跟随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中她是唯一的，这是很不错的。50年代，江青疾病缠身，1949到1957年，她四次去苏联看病。尽管从1956年起，周总理提名江青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副部级干部，大概由于毛泽东本人对她的限制，江青对政治干预较少。但是毛泽东赞扬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有帮助。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上上下下确实有好多人反对，认为江青是演员出身，历史复杂，毛泽东和她结婚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毛泽东不顾这些反对。关于“约法三章”，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他们都是知情人，他们的书和文章中都一直没谈过。我也问过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说过“约法三章”，他们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限制，而是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


　　在这个问题上杨尚昆的话是很有权威的。他不止一次否认这件事。1986年，杨尚昆跟张闻天传记组的人谈话说：“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泽东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活动。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问过陈云，我说那时你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江青起来是在60年代。“大跃进”后，毛泽东和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产生了分歧，这时毛泽东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信任江青，让江青发挥作用。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背景下，江青涉足文艺领域，搞京剧改革。陈伯达后来说过，“文革”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这句话固然有吹捧江青的成分，但仔细分析，也不无道理。从那以后，江青从九级干部上升为重要的中央领导人。
　　
       江青的权力是谁给的?不能说是人民给的吧!把“文革”的责任都推给江青以及林彪，他们两人也担不起来。“文革”中，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有一份行政工作，唯独江青没有。毛主席开始并不愿家里人进中央委员会，更不用说进政治局了。“九大”期间，刚开始酝酿政治局委员名单时，是有江青的，毛主席给划掉了;有人提议李讷和毛远新要进中央委员会，毛主席也划掉了。江青后来进政治局，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当时安排人事工作的三人小组，分别是周总理、康生和黄永胜。最后确定名单中加入江青。江青进政治局，康生和周总理的作用很关键，另外，林彪也是支持的。


　　“文革”初期，江青和周总理有意见分歧，但她什么事都要依靠周总理，周总理经常来看江青，对江青很尊重。每次来以前，先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是休息还是工作，有没有空?  江青都没有拒绝过。


　　一次有人可能要给周总理贴大字报，此事汇报到江青那里。她说：“凡是涉及到周总理的事，我心都不安”。1969年2月，江青从钓鱼台11号楼搬到10号楼以后，特意嘱咐，凡与毛家湾林彪、叶群来往的电话，都要做记录，给他们打电话也要记录，但周总理与汪东兴的电话，不要记。说明她与林彪的关系，已经过了蜜月期，但与周总理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毛泽东多次批评过江青，但从来没有想要打倒她。197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到江青的问题：“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并没有要打倒她的意思。反过来说，直到最后上了审判台，江青也没有背叛毛泽东。


　　江青身高1.67米，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人还是比较漂亮的。社会上有“三假”传闻，说江青的头发、乳房、臀部都是假的。我和杨银禄同志都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不是事实。她的头发很黑很浓，油光顺溜，不是假的。说江青这假那假，是丑化、妖魔化，是人身攻击。再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在这方面她不敢胡作非为，还有她的生活，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工作人员。说她“三假”云云，完全是胡编乱造，人身侮辱。


    江青没看过黄色电影。有部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头就是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一看就急了，起身就走。她看什么电影是由身边工作人员，主要是警卫员和护士选的。江青有交待，第一不看恐怖片;第二不看黄片，有下流动作、床上动作的，她不看;第三不看软体动物，如蛇、蛤蟆等，她看了恶心，不舒服。有一次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去了，工作人员正在选电影，李选了一部《格林的故事》，里面有些镜头很恶心。江青看了晚上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滚。她生气了，说：“李志绥把我害了。”


　　江青离不开电影，每天都要看，这是事实。她看电影，既有个人消遣的成分，也是工作需要。汪东兴说过，江青看电影，是她的一项工作。戚本禹也特意交代，江青看电影有什么评论，都要记下来，作为指导电影工作的指示。记得她看国内一个讲飞行员的电影时说，我们的电影有一个缺点，太注意技术细节，内行人不愿意看，外行人看不懂，缺少一般的可共同欣赏的东西。


　　江青看电影，外国的比较多，中国的也不少，老电影她都看过。外国电影主要是从香港找过路片，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临时借调，三五天就送回去了。她喜欢美国电影《红菱艳》，看了好几次，后来又看了《冷酷的心》，还有一部《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为什么看这些电影，她主要是看色彩，看镜头、灯光、演技。如《红菱艳》里一个情节，男主角发火打碎玻璃的一瞬间。她说演得好，光这镜头就看了很多遍。她看电影，有时就看一小点。时间长了，钓鱼台电影放映员的技术都很高，成百上千部电影，江青要看哪一点，很快就能找出来。


　　江青生活说不上多么奢侈，没见她戴过什么首饰，也没有化妆品，到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等处开会，她自己吃的东西都算伙食费，自己掏钱，茶叶也自己带。她在外地休息，每次走以前都要问秘书：“伙食费算了没有?”有时还要看发票，工作人员不敢糊弄她。


　　江青穿的衣服比较简单，基本是军装。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得体。有一次回钓鱼台，对工作人员说，“街上人们穿衣服太单调，女同志不是灰的就是蓝的，要不就是黑的，老三样。我提倡女同志穿花衣，穿裙子，我带头穿。”她叫吴连登(毛主席的管理员)到布店选几样素一点的布料，做了6件花衬衣，她穿了多次，在钓鱼台、京西宾馆、大会堂、中南海等地方露面，也鼓励那里的服务人员穿花衣。那时，她已年近60，觉得花衣服效果出不来，后来就都分给工作人员了。
                           

看押女兵眼中的江青

       2001年 3月下旬，曾经看押江青的女兵李红拿出尘封了 22年的已发黄的日记，道出了她眼中的江青，在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等待共和国审判日子里的点点滴滴。


   “江青也是一个女人” 1978年 3月 22日，为配合共和国空前的历史性审判，共和国第一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在北京秦城监狱成立。这支 300多人的队伍来自全国 13个省，经过了严格的政审、考查。他们接受共和国的神圣使命———看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犯。李红等 22个女兵组成了独立分队，这些平均年龄 19岁的姑娘们负责 203监区“ 7604”的看管、提审、押送工作，防止犯人逃跑、行凶、自杀等事故的发生。


   “7604”是江青的代号。 1978年 4月 17日，是独立分队接管后的第一班岗，李红和王广珍上哨了。江青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一见到我们是生面孔，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显得很惊讶又不可思议的样子。当时的江青已经 64岁了，但从我的眼光看，一个 60多岁的人皮肤和身材保养这么好真是奇迹，我是女孩子也爱美呀！我看到江青穿了一身黑色的布拉吉、长袖，从背面看衬出她姣好的身材，腰板笔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很高傲。李红说：江青其实也是一个女人，有女人纯粹的一面，我们之间开始熟悉。尽管她时不时发着政治牢骚和不满，但女兵们从不接话，后来江青也注意到她们毕竟是看押她的女兵，所以，即便是再聊天，也不再谈政治，只谈化妆、衣服等女人关心的话题。在一次上岗时，江青对李红说，你的面部轮廓清晰，拍侧面照很好看。“我当时心里很高兴，江青毕竟是搞艺术出身，当过演员，眼光应该不错。”不久之后，李红去北大照像馆拍了一张侧面照，在一次值班时，她偷偷地拿给江青看，江青说：“多漂亮啊，轮廓多清晰，中国人面部的轮廓不清晰。”这张李红喜欢的照片，她一直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江青的狱中生活江青在秦城监狱里，过着简单寂静的生活，在每天 9— 10时的放风时间，江青、姚文元、张春桥、毛远新等人在不同时间里放风，江青总是从门口开始打太极拳，打到放风门口再回去，或者散步。江青吃的东西也都是专门订的。除了饭菜之外，还有水果、牛奶。但她有时要求吃粗粮。李红说：“江青有时像个孩子，有依赖心理，可能是养尊处优的生活养成的吧。”江青大便干燥，就吃香蕉通便，但是她刚吃下不久，就问：“怎么还不拉啊？”李红打趣说：“你又不是直肠子，怎么能说拉就拉？”江青更多的用看书来打发时间。她的监舍里，有有线广播、有《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她经常看的书就是《毛泽东选集》，看后夹一纸条，第二天再接着看。李红说，江青在监狱里，仍然没有忘记她的专业和喜好，她经常在屋子里唱京戏，边唱边表演，尽管隔着门听不清楚唱什么，但通过观察孔可以看到她的一举一动，有板有眼。


李红和江青的冲突事件

       在秦城监狱的日子里，李红被冠以“刺儿头”的雅称，因为李红倔强不服输的劲头，使她和江青之间发生了一次让秦城监狱“震撼”的冲突事件。 1980年 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得以平反。江青从广播里知道了这件事。李红说：有一天，全国下半旗、停止一切文艺活动，悼念刘少奇主席，但江青不知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在监舍大唱京剧，并一边比划着表演，哨兵们通过观察孔观察到之后，还作了交岗记录。这起冲突事件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在一次放风时，由于时间差没有打好，江青看到了在同一个监区的毛远新，而江青原来并不知道毛远新也被关起来了。中午的时候，监管人员给江青送饭来了，江青借故饭菜发泄着不满。江青使劲儿地敲门，李红开门问：“什么事？”江青：“饭送晚了，是凉的。”江青说着说着，就把话题转到了刘少奇主席的平反上了，表现了极大的不满意，开始吵闹。李红说，饭菜可以热，可以换。江青依然不依不饶。江青抱怨说：“主席尸骨未寒，就把他惟一的亲人关起来（指毛远新），这是对主席的不恭。”还说：“把主席夫人都关起来了，不把我当人看，我有什么错？”李红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怎么劝都不行，门又不能强行关上，闹了近一小时，当江青一说上面这句话后，李红一急说：“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第一夫人是杨开慧！”江青闻听此言大怒，就用一句上海话骂了一句李红：“你个小瘪三！”李红当即回敬了一句。江青大怒，将一口唾沫吐在了李红的脸上。李红说，当时我很冲动，觉得受了侮辱，想伸手打她，但被同哨的战友拉住了。此事惊动了公安部，公安部领导赶到秦城与李红谈话。领导表扬李红坚持正义的态度，但是方法不对。第二天，江青监舍的一幕，让李红感到吃惊和意外。当天李红是 8： 00— 10： 00值班，江青敲门，李红去开门。李红看见江青端盆热水，拿着毛巾、香皂站在门口，对李红说：“对不起，昨天太激动了，对你态度不好，洗把脸吧！”她用这种方式向李道歉。李红说：“当时我想，作为一个年长的，而且有特别身份的人对一个 20多岁的人道歉，也不容易，我原谅了她。”


       最后的押解 1980年 9月 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6次会议通过了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0名主犯。 1980年 11月 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向 10名主犯送达了起诉书。


       1980年 11月 19日 23： 30。上级指令，押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离开秦城监狱。李红和江霞担当了此次押解江青的任务。她们护着江青登上了一辆三排座的吉姆车。车内，中间一排座已被拆掉，司机与后面之间被一白布帘隔开，江青、李红、江霞坐在后排，江青坐中间，她的面前放了一个痰盂。李红说，江青内分泌紊乱，汗腺失调，说出汗就是一身汗；再加上江青告诉过她，生李讷时落下了一个毛病，说小便就小便，所以她们的车就做了这样的处理。 1980年 12月 25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长江华宣判：江青……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的使命即将结束。巧合的是，李红被安排监管江青监舍的最后一班岗———下午 2： 00— 4： 00。撤离时，江青把我们送到了她只能到达的门口。北京卫戍区的男兵正在准备接岗。江青哭了。江青说：“再见了，真不舍得你们走……”李红和她的战友们从此将江青放进了自己的历史，将秦城的经历放进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命历程中。


张俊以谈江青的自杀

       “1983年1月，江青、张春桥缓刑两年已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6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没有以极瑞的方式抗拒劳动改造……可改刑为无期徒刑。”江青、张春桥于1月25日被改刑为无期徒刑。
　　
　　江青对此不但不感激，反而在听完宣布后声嘶力竭地叫喊着那句曾经大闹特别法庭时的老话：“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为什么不杀我？”

　　江青是被单独关押的，她住的牢房面积20多平方米，有卫生间，窗户上的玻璃可以透光。但这玻璃外面可以看到里面，而里面却不能看到外面。

　　江青的伙食同其他9名主犯一样，每天是35元，但在当时却远远地高于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其他的罪犯对此很少有异义，只有江青不时提出伙食不好，要求监狱方面提高伙食，不时还要闹一点“绝食斗争”。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们在这里可以看报，规定的报纸仅有两份，一份是《人民日报》，一份是《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要看电视可以到电视室去看。但是，一旦有审判或者提审与他们有关的人员和案件，就要停掉他们的报纸和广播，因为怕他们了解情况后给审讯带来麻烦。

　　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她的狱中日记中写道：“……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除看守我的人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这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利！”

　　由于年龄的关系，监狱里没的安排江青参加劳动，只是给她提供了织毛衣的工具和毛线，让她自己在一针一针的编织中度过时光。江青过去一直都很喜欢织毛衣，延安与毛泽东结婚时，她曾为毛泽东织过多件毛衣，现在她还是在一如既往地给毛主席织毛衣，她织进去了她哀伤的眼神，织进去了她沉重的怀念，织进去了她落花中的孤独……从腰到肩她把思念一直织到胸口……有时织着织着，模糊的路口仿佛又遇见迎面而来的亲人……　

　　1992年8月5日，10名主犯中的王洪文因患肝炎，在他58岁的时候病死于秦城监狱。

　　1983年3月，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黄永胜因患肝癌，死于保外就医的青岛。

　　1987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在秦城监狱刑满释放。

　　1988年3月前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吴法宪、李作鹏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陈伯达均因身体原因，被保外就医。

　　此时，10名主犯，被关在秦城监狱里的只有“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了。

　　江青在秦城监狱里的时候，她的女儿李讷和女婿王景清还时常乘公共汽车到这里来看她。由于这里离城太远，女儿女婿来去就得要一天时间，但他们还是经常来看自己的母亲。见到女儿，江青还是高兴的，由于腿有点不方便，她便站起来，用手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走到女儿的面前，李讷喊着妈妈，却不能喊出疼痛，她抚摸着母亲的额头，抱着母亲，母亲那再也经不起忧伤的眼睛在缓慢的流泪……

　　1984年，秦城监狱的高墙外春暖花开。江青感到嗓子有些肿痛，开始时以为是感冒，并未在意。可是不久日见严重。不但疼痛，而且进食皆有困难，经医生检查，发现患了喉癌。

　　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经公安部批准，江青搬出原有的牢房，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这就是她在日记中所写到的“围墙外面还是监狱的楼房”的地方，生活环境和伙食都得到了改善。

　　江青自知身体不行，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她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搬回中南海去住，要有关方面归还她在中南海里的那套被称着“201”的房子，她说那是毛泽东主席生前用自己的稿费为她修建的。她还几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自己平反。

　　1991年月5月14日凌晨，江青在被判刑关入秦城监狱10年之后，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将自己的床单撕碎成布条，系于床栏上，躯体横卧着，就这样在床上自缢身亡。

　　5月15日，江青的遗体被化名为“李梓”，送往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停放，冰柜上贴了封条，安排了武装人员全程看守。消息开始是封锁的，但社会上很快就有人传说这件事了。

　　5月24日，六名公安人员奉命取走江青的遗体秘密火化。

　　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2001年到期释放，回到上海与妻子共同生活，2002年底去世。

　　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也在秦城监狱病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都已经不在这座神秘的监狱里了。”

       1989年3月17日，服刑之中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到南昌“保外就医”。在监狱时已经双腿残废，1993年10月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至退休。